現代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獨立運動成為相互連結的議題，是近代中國歷史演進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產生的。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業已經過列寧以「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理論的補充。本文中所稱「馬克思主義」包括列寧所做的補充，亦可稱為「馬列主義」。₁ 

馬克思主義作為「普世價值」：區別歐洲／亞非拉的目標與方法

馬克思主義作為階級解放的理論，面對資本主義社會裡嚴重的階級不平等，以及剝削壓迫的現象，提出「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要消滅剝削和壓迫，而其最終的發展結果必然是伴隨著國家和民族消亡的「共產主義」。然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在國家、民族消亡之前的「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革命的目標和內容在歐洲與歐洲以外的其他地區有著顯著差異。

在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重點在於團結工人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由工人階級所組織的政黨來找尋工人的共同利益，而工人的利益對立於資本家尤其是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利益。對於經歷普法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歐洲資產階級民族國家所謂「工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一致」的論述綁架了工人，工人和資產階級民族國家之間應該是對立的關係。因此，馬克思、列寧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都強調「工人階級無祖國」。

在西歐、北美以外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區，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首要的問題是，被壓迫的民族和人群需要在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母國的壓迫下尋求民族解放。在資本主義體系、殖民主義體系和帝國主義體系的壓迫之下，「工人階級」尚未形成，被壓迫的整個民族仍在掙扎求存。對於這些地方來說，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應該是優先事項。

優先事項中固然包含了「被壓迫民族的階級意識」的覺醒，但首先體現於被壓迫民族「民族意識」的覺醒，在方法上，包括透過現代民族觀念的塑造，有效反抗西歐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國家的民族壓迫。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區隔了革命的近期目標、長遠目標和方法。在歐洲，共產主義所推廣的目標是「國際（International）」，呈現為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共產國際」，旨在打破國家的界線，並將工人階級的共同利益放在最前面。在歐洲之外，則必須先實現「民族解放」，最終才能邁向「國際」，因此馬克思主義者並不主張在亞、非等地打破傳統的國家界線，相反，他們希望被壓迫的民族和民眾透過組織民族國家的方式，對抗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可見，如果我們簡化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夠理解馬克思主義解放全人類的實踐性，就會淪為空談，變成侷限於歐洲的區域性理論，無法成為以解放全人類為目標的普世價值。

 1919年3月，列寧領導成立第三國際，總部位於蘇聯莫斯科。

      救中國的「兩條道路」：西化和社會主義革命

當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的普世價值檢視近代中國的歷史，將會發現，中國成為一個近代民族國家，在很大程度上並非自身歷史發展的結果。中國的歷史發展的軌跡與西歐歷史傳統有重大差異，它有著自己的邏輯，本來依循在東亞地區形成的政治傳統和國際關係傳統，朝著「從天下國家到有邊界的領土國家」的方向演進。可是，19世紀中期，西歐的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勢力進入亞洲，如同馬克思主義者所預期到的結果，中國被迫展開了新的轉型──借用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民族國家」概念，以塑造「中華民族」的方式來組織中國人，對抗西方的入侵。

「中華民族」的形塑，基本上模仿西方模式來推行各式各樣的社會改革。當傳統的儒家模式難以有效應對西方的挑戰而節節敗退之際，中國人開始嘗試不同的救國道路，包括模仿西方的議會制度、政黨政治，建立現代軍隊，以及國家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但基本上都沒有成功。從後見之明的角度看，19世紀後半期開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含括洋務運動、維新、新政和辛亥革命）到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都是中國嘗試西化──具體而言是「西歐化」──的過程。這樣的嘗試，不能說一無所得，但大體而言沒能把中國拉出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包圍的泥淖。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一直到1930年代爆發的第二次中日戰爭，中國都處於挨打、被侵略的狀態，無法依靠自己的政治制度有效地組織起來，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尤其是面對日本的全面入侵，也是節節敗退。

與西歐化方向相異，一部分中國人在1910年代的俄國革命（即十月革命）後，找到了另一個方向──基於馬克思主義原則的社會主義革命。對中國而言，除了從歐洲（俄國）方向吸收社會主義理論外，日本也是個重要源頭，很多早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家在日本接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並將它帶回中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初衷，同樣是想找到一條能有效拯救中國的道路。

綜上，救中國的道路裡存在著兩個方向──以資本主義為摹本的西化道路和以社會主義革命為摹本的解放道路。歷史演變證實，西化的方向不成功，不能夠讓中國完全脫離被侵略、被殖民的狀態，不能夠解放中國的勞苦大眾、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更不能避免中國知識分子在思想上被殖民、喪失主體性的副作用。作為另一項選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初心」與目標也是救國，但採取的辦法是「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並行，以期克服中國所面臨的困境。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同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上海法租界召開，中途受巡捕房密探侵擾，後轉移至浙江省嘉興市南湖的一艘畫舫繼續進行。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民族解放先於階級解放

中國共產黨作為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連結的政治群體，自然是從屬於「共產國際」政治目標和組織的一部分。從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在思想上、組織上，甚至經費上就有著非常密切的往來。在這過程裡，蘇聯以外的其他各國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已經發現「社會主義道路是共同的，但是走的方式卻各不相同」。因為，在歐洲以外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被壓迫的區域，各地的國情和民眾面臨的困境都有著極大的差異，而核心焦點是，這些地區首先需要面對反對殖民主義、獲得民族解放的議題，所以第三國際在推動亞非拉社會主義運動的過程裡，首先提倡「民族解放」。

具體到中國，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工作，除了推動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更鼓勵中共參與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當時，民族解放運動的主要領導力量是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在蘇聯的鼓勵和推動下，推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政策，在這個政策下，國民黨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建立起比較有效的黨組織和新型的軍事人才培養機構，其目標是培養有主義、有信仰、具備強大精神戰力的軍人，而非普通的士兵。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在與「共產國際」合作的過程中，找到了一道「中國化」的大門。

然而，走進「中國化」的大門之後並非就此一帆風順。「共產國際」背後的蘇聯，對中國的革命架設了很多自己想像的框架。理論上，這個框架的存在顯現出馬克思對於亞洲歷史的隔膜。馬克思曾承認自己並不熟悉亞洲的歷史，他只是依當時的相關著作，闡發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述，並想像亞洲也會經歷類似於歐洲的歷史發展階段──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然後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到達社會主義社會，最終全人類到達共產主義社會的「共同」模式。這種論述為俄國布爾什維克接納，成為其指導共產國際工作的教條，套用在中國的具體革命實踐上，在現實中限制了中國革命的發展。

1924至1927年的第一次國共合作，共產國際（及其背後的蘇聯）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們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完全服從國民黨，在組織上、思想上完全納入國民黨的路線中。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創黨領袖陳獨秀認為，中國革命的狀況與俄國存在很大的差異，不能全面向國民黨妥協，妥協就形同投降，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將在萌芽中被消融，因此必須在合作的過程中保持中國共產黨的特殊性和獨立性。然而，陳獨秀無法獨力抵抗共產國際的壓力。他在思想上堅持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思維，但在行動上卻不得不服從共產國際的要求，成為後來中共黨史所稱的「右傾機會主義」。從陳獨秀個人來說其實很冤枉，他在蘇聯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如此；對於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而言，損害相當大。在國民黨於1927年發動的「清黨」過程裡，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高達八、九成的黨員都遭受重大打擊和迫害。

中國共產黨在絕境中覓得求生的契機。中共從國民黨的軍隊中動員有社會主義理念的成員加入革命行列，在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動以及稍晚的秋收暴動中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找到一條「武裝鬥爭」的道路，至此，中國共產黨中止與國民黨的第一次合作，標誌中國共產黨確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

中共新的領袖毛澤東體認到，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實際存在諸多盲點，包括對於中國革命、世界革命、階級議題和民族議題等的理解，而理解錯誤的結果將會產生「教條主義」和「機會主義」，前者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共產國際裡面那些不符合中國狀況的要求生搬硬套到中國來，對中國社會主義運動帶來重大損害；後者則是把理念放在次要的地位，放棄原則，只求發展，同樣不能到達目的地，這兩者都是必須避免的。毛澤東並不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也不是投機分子，在他看來，必須堅持共產主義的理念與信仰，同時要面對中國的現實，在實踐中採取可行的辦法來推動社會主義運動，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在1920年代末期到1930年代初期中國的政治局面中延伸，相較於19世紀中期，此時中國的處境不僅沒有改善，甚至進一步惡化了。中國共產黨最初認為，中國被壓迫者的「階級解放」與「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必須同時進行，1931年「九一八」和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中國共產黨做出了「民族獨立和解放先於階級解放」的選擇，成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基礎。如果沒有這種認知，第二次國共合作是不可能的，全民族也沒有辦法團結起來對抗日本的侵略，中國很有可能就此亡國。

在現實面前，「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看清了中國與中國人民的處境，把「民族解放」放到「階級解放」的前面，即必須先實現民族解放，才能推動階級解放。因此，抗戰期間的中國共產黨確定了自身的性質：其一，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是中國共產黨賦予自身的使命；其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由中國共產黨率領被壓迫的民眾，共同組織起來追求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抵抗、擺脫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控制。中華民族先鋒隊的定位，真切地影響了整整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抗戰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所謂「三八式」幹部，即1937年「七七事變」至1938年底參加革命、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幹部。₂ 其首要理想就是追求中華民族的解放，曾經擔任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華國鋒，本名蘇鑄，參加抗戰之際化名為華國鋒。₃ 他的名字同樣取自於「中華民族救國先鋒隊」。總之，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把救國放在最優先的地位上。

 日本殖民下的臺灣：民族矛盾深化了階級矛盾

我們把視線移到同時期的臺灣，會發現自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甚至往前追溯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898年的戊戌變法，臺灣一直都在中國革命所關注的範圍內。雖然臺灣早已於1895年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中國人卻始終不曾忘記它。無論是清末民初還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中國的菁英以及覺醒大眾一直把臺灣的前途放在整個中國的革命目標之中，康梁的改良、孫中山的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都對臺灣的前途有很深的關懷。

中國共產黨對於臺灣的前途，有著兩個層面的關懷。其一，從馬克思主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角度來說，所有被壓迫的民族與人民都尋求解放，處於殖民統治下的臺灣脫離日本就成為最優先的一件事。在此之前，梁啟超和孫中山就認為，當時的中國沒有能力幫助臺灣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但在道義上仍應予以支持。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的幾次革命運動，實際上都受到大陸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的影響。創立臺灣民眾黨的蔣渭水，基本上是受到孫中山思想以及一部分社會主義革命思想的影響而建黨的；臺灣共產黨則受到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深刻而直接的影響。初期臺灣革命運動最主要的訴求是「臺灣獨立」，也就是把臺灣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的目標，放在臺灣民眾解放的最優先地位上。與此相關，這時主張「臺灣獨立」的毛澤東與此前的梁啟超、孫中山等人所支持的「臺灣獨立」，都是臺灣從日本的殖民統治下獨立，預設的前提是臺灣回到中國共同民族解放的範圍。此「臺灣獨立（脫離日本殖民統治）」非彼「臺灣獨立（自外於中國）」，但當今的臺獨分子卻經常舉毛澤東曾支持臺灣獨立為例，抨擊中國共產黨違背自己的初衷，這樣講，不是無知，就是裝傻。

其二，在馬克思主義的話語下，臺灣在這段期間尚未被納入中國革命的實踐範圍裡，島內同時存在著「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臺灣內部的「民族矛盾」是首要的。臺灣人是被置身於日本殖民政策下的「二等國民」，如果再細分日本殖民者建立的殖民地人民地位的差序體系，便會發現體系裡最高的是日本人、次之是朝鮮人、再次則是更早被殖民的琉球人，臺灣人則處於整個歧視鏈的最底端。

1945年以前，成熟的臺灣人都會感受到，整個社會裡最令人壓抑的是飽受日本殖民統治的歧視和壓迫，造成自己人格的不完整。當然，有兩種類型的人不會有這樣的感受。其一，皇民化的臺灣人。他們協助日本人殖民統治臺灣，成為殖民主、統治者所依賴的「協力者」而獲取好處。他們的後代在今天的臺灣依然有很大的影響，就如同南韓左翼運動主要針對的對象也是日本殖民時期的「皇民」，那些人不僅在殖民體制下備受重用，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南韓的社會和經濟。

其二，日本透過殖民教育「洗腦」的臺灣青年。被洗腦的臺灣青年生來即為日本殖民地的人民，接受完整的殖民意識形態教育，他們不假思索地視日本為自己的祖國、視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為自己的戰爭，同時深知自己地位不如日本人，故而更加積極參與日本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來證明自己與日本人一樣優秀、一樣愛日本。這些不分男女的年輕人裡，無疑有人是被迫的，但還有很多是在被「洗腦」之下主動參與的，有人甚至到現在還力圖證明自己當時是自願的。由此可見，殖民者的「洗腦」非常深入，有些人至今仍處於被「洗腦」的狀態，把這些經歷視作青年時代值得緬懷的榮耀，根本無法意識到自己是受害者，拒斥對於歷史真實樣貌的恢復和省思。這樣的悲劇，哀莫大焉！

在首要的「民族矛盾」之外，臺灣社會裡也有「階級矛盾」，其中一部分是從清朝時期延續下來的。隨著清朝的漢人移民來到臺灣，漢人移民和先住民之間形成了強勢和弱勢的關係，漢人在一定程度上壓迫著先住民，然而清朝本身是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政權，對少數民族也會有一定的保障，比如劃定土牛溝來保護臺灣先住民的權益，使得上述的壓迫受到了限制。另一部分，是在臺灣的漢人移民之間所發生的階級分化，除了大地主、大小租的現象外，還有不少佃農是沒有土地的。相較於同時期的中國大陸，島內土地占有狀況不均的情形更為嚴重；換言之，臺灣底層民眾被剝削、被壓迫的困境遠超過中國大陸，只是「矛盾」被其他因素淡化了。臺灣豐饒的自然資源、相對不多的人口，以及日本在亞洲的侵略擴張和殖民統治，使得臺灣的經濟得以維繫，不太會出現餓死人的情形，但殖民體制下的剝削和壓迫未曾減輕，反而還加劇了清朝以來的階級矛盾情形。

毫無疑問，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存在「民族」和「階級」雙重矛盾，民族壓迫甚至進一步深化了階級壓迫。直至1945年的臺灣光復，這種情形也沒有得到立即地改善。

圖為臺灣目前仍完整保存的「土牛溝」，位於桃園市楊梅區高山頂台地。（圖片擷取自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光復以後的臺灣：民族矛盾仍是主要矛盾

光復後，臺灣雖回歸中國的懷抱，主權上歸屬於中國，但臺灣整體社會並非一步到位地回歸，尤其是在思想意識上還未回歸於中國，就立即被納入到中國社會整體「階級矛盾」的大格局裡。中國共產黨，以及原來的臺灣共產黨（其成員於1920-1930年代多兼具中共黨籍，光復後，多數成員集體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面對臺灣的社會現象時，由於長期的隔膜和陌生，不完全掌握臺灣「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實際狀況，不能分辨兩者的優先順序。與此同時，1945年以後的中國大陸已然解決日本侵略的問題，階級矛盾在社會裡上升為「主要矛盾」，隨著國共關係的破裂進入了三年內戰，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所稱的「解放戰爭」。解放戰爭的主要目標是在對日抗戰解決民族壓迫的議題後，進一步著手解決階級壓迫的議題，推翻國民黨的統治。於是，中國共產黨在不了解臺灣的前提下，在推論中自然地把臺灣的階級壓迫也視作必須優先解決的議題。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其實也曾多次出現誤判階級議題和民族議題之間關係的情形，即中國共產黨所稱的「左傾機會主義」，包括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等左傾機會主義者的幾次判斷，以毛澤東的話語來說，這些都是一種「教條的」判斷。王明之後，教條主義、機會主義也並未在一夜之間消失。毛澤東體認到，共產主義事業的發展，必須伴隨對共產黨思想作風的不斷檢視。例如，抗戰進行中的1944年底，新疆西北部爆發「伊寧事變」，這是一場大規模的反漢暴動，當地大量的漢人和中國駐軍遭到殺害，暴動者建立了一個名為「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政權。中國共產黨在1940年代後期到1980年代之間，都把這場暴動稱做「三區革命」，將它簡化地定義為「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1980年代之後，中共體認到這場暴動爆發之初背後蘇聯基於其國家利益所扮演的策動者角色，遂分別看待這場暴動前半期的分離主義性質和後半段與中國革命的結合的性質，糾正了之前教條的判斷。

對於1945年以後的臺灣，中國共產黨也曾有過類似的誤判。從本質上來說，1947年臺灣爆發的「二二八」事件，乃是中日戰爭的延續，島內還殘留著日本殖民的「思想遺產」，迥異於中國大陸的「民族矛盾」早已隨著日本侵華的失敗而宣告結束的狀況。更進一步地說，整個世界在1945年以後，很快又進入了「冷戰」的狀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試圖恢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舊秩序，甚至在此基礎上還尋求建立帝國主義新秩序，這一情形使得世界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都未能最終完成。從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國際的社會主義運動的角度來看，相當有必要回到冷戰的階段來回顧當時臺灣「民族矛盾」繼續作為主要矛盾的狀態。至今，歷史的沉澱已然足夠，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受到輕視的「冷戰」階段，應當在21世紀回顧包括臺灣在內整個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之際，特別加以注意。

1947年，日本殖民的思想遺產在臺灣還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深刻地影響著臺灣的社會。臺灣於1945年10月25日光復之後，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從未採取系統的、深層的「去殖民化」工作。這可以說是國民黨的基因缺陷，它不僅在中國大陸的革命裡缺乏徹底去殖民化的動機、體認和能力，而被徹底執行去殖民化的中國共產黨所取代，在敗退來臺後，也沒能改弦易轍，而成為始終影響國民黨在臺統治無法扎根、甚至到今天還在拿香跟拜綠營的重要因素。事實上，國民黨在臺灣社會是沒有根的。

在歷史經過沉澱，大量史料經過公開、梳理和研究之後，證據顯示，「二二八」事件的爆發，背後的推動者是不甘失敗的「日本勢力」。這裡所說的日本勢力，並非血統上的日本人或者具體的日本軍政勢力，而是指受到日本殖民文化、殖民思想荼毒的臺灣青年和「皇民」。這些臺灣人想要恢復日本時期的榮耀，中國共產黨在島內的組織對此沒有很清楚的認識，反而誤以為島上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必須把握一切的機會。在後知後覺的情況下，島內的中共黨員介入了「二二八」的活動，卻沒能發揮主導性的作用。即使他們英勇地參與到「二二八」事件裡，並在過程中約束、糾正了很多出於仇恨中國人的殘暴行為，包括謝雪紅目睹許多人施諸外省公教人員、普通民眾甚至是女性的暴行，而明白地提出革命的目標是推翻階級的暴政，絕非針對同為被統治者的外省同胞。但是，這些勸戒和矯正的措施仍未對連日的暴動起到引導作用。在「二二八」事件發展期間，最主要的推動力還是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懷舊。

在這種懷舊觀念裡，日本的殖民統治被視為合法的、進步的和文明的，中國對臺灣的光復和接收反而是非法的、落後的和野蠻的；也就是說，在整個殖民史的架構下，日本對臺灣的殖民，以及美國、歐洲對世界的殖民，其核心還不是在經濟上的壓榨和剝削，而是在思想上的壓迫和殖民，即所謂「洗腦工程」。直至21世紀，這種殖民思想上的遺產依然相當深厚，應當成為全世界曾經有過被殖民經驗的人民和他們的後代都必須要去體認、覺醒的一件事。可以說，臺灣從1945年以來延續至今，一直處於民族矛盾先於階級矛盾的狀態。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馬克思主義在整個亞洲的實踐以及在中國革命中的實踐看來，尤其應當體會到民族矛盾（在現階段表現為「國族認同矛盾」）仍然是臺灣社會的「主要矛盾」，而階級矛盾必須伴隨著民族矛盾的消除，才能夠得到解決。

「二二八」當下和後來很長時期內，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者對事件的性質出現了誤判和誤解。1947年3月，面臨胡宗南、馬步芳部20個旅對陝北的進攻，中共以《解放日報》社論，將「二二八」事件定義為反抗「蔣介石法西斯統治」的「武裝鬥爭」，這一判斷，一方面源自這個時期對殖民地政治、社會和革命任務的陌生，以及對當時臺灣政治實況的隔膜；另一方面，也是基於反對國民黨的宣傳需要。此後，如同全面接受曾參與「伊寧事變」的左翼革命者於1940年代末期建立的政治組織「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對其在事變中作用的誇大記述一樣，在臺灣，曾從側面參與「二二八」，並力圖將事件引導到反對國民黨的人民革命道路之上的共產主義者於1947年末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並基於新政治組織在當下的政治需要，僅突出描述自身參與事件的一面，中國共產黨也受到這種描述的影響，在很長時期內將「二二八」事件定位為「黨領導下的人民起義」。1980年代後，中共開始對「二二八」做深入的檢視，不再堅持這個簡化的定性，然而，仍有許多人堅持「人民起義」的定性，刻意忽視大量與這個定性不合的事實證據，落入「教條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的思維陷阱。

1937年始，日本殖民者在臺灣實行影響深遠的皇民化運動，宣揚「（日本）國威」和「武運」，培養臺灣人的皇民意識，使其為日本發起的「大東亞戰爭」效力。

中華民族共同利益：完成民族獨立的歷史使命

必須強調，臺灣的左翼社會主義運動先驅在日本的高壓殖民統治之下，開始了階級與民族的覺醒，他們的奮鬥值得我們敬佩。更值得關注的，是他們在殖民時期所遭受到的極大迫害，並未隨著光復而終結。儘管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恢復了中國的主權，但在思想上沒有「去殖民化」，政治上還延續了階級壓迫，使得1950年代的左翼運動參與者承受更為嚴重的迫害。這些剛毅堅貞的先進對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堅持必將彪炳史冊，但那些倖存下來的社會主義運動者，以及受其影響的當代左翼青年，在看待臺灣社會的時候卻不免存有盲點。

關於臺灣的前途，他們提出了兩點主張：其一是社會主義，其二是「和平統一」，並強調「社會主義」必須置於「和平統一」之前，提出：倘若不是「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和平統一」，就毫無價值。即使這套論述在理論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當性，但在實踐上卻不可行，且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看待中國社會歷史議題的視角相衝突。在臺灣，最重要的議題首先還是解決民族壓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意圖遏阻中國實現民族獨立、民族復興──的議題，也就是說臺灣還處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殖民之下，與中國大陸長期分離，尚未達成民族獨立、民族解放的歷史使命。現階段「臺灣獨立」的主張作為中華民族獨立的反動和對立面，已相當大程度地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

而「中華民族共同利益」，並不是想像、虛構出來的、綁架臺灣的議題。現實上，臺灣自1980年代末期以來的貿易順差、經濟成長、發展的動力均來自於對中國大陸，而不是來自對其他地區的出口。臺灣對於日本、南韓的貿易長期以來都處於逆差，可以說臺灣仍受到日本、南韓的繼續剝削。臺灣的經濟發展和整個中國的前途是綁在一起的，臺灣人民的利益和全體中國人民的利益也是結合在一起的。如果不抱持偏見和仇視，就會發現中華民族共同利益在現實中是具體且顯而易見的。因此，很多仇恨中華民族、敵視中國大陸的臺獨分子也跟隨利益之所在，選擇到大陸賺錢，而非到東南亞或印度投資。

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及其未來前途，繫於中華民族的共同解放。這種情況下，如果還堅持把社會主義放在最優先的地位，先於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那就犯了馬克思主義語境下「教條主義」的錯誤。在臺灣尚未實現整個中華民族共同解放之前，追求島內的社會主義不具有任何實現的可能。

目前島內的社會運動大多不是出於自覺的社會主義意識，領導者往往在潛意識中接受美日思想殖民，根本無從體認臺灣社會弊端和勞動者困境的根源，正是殖民者和殖民政治，因而發起與臺灣民眾利益相違背、相衝突的活動。例如，臺灣的環保運動主張完全廢核，改用「綠能」，完全忽略設置太陽能發電裝置需要砍掉數百萬棵樹、污染土壤，設置近岸和離岸風力發電機不僅製造噪音，也危害候鳥的遷徙和生存的現實，幻想這樣就可以滿足臺灣的經濟需求。這種運動的宣傳口號表面上關懷臺灣人民的利益，實踐起來卻會付出永久破壞臺灣環境、傷害臺灣前途的代價，實則不具合理性。同樣，在臺灣的勞工運動若只是爭取基本工資、勞工福利，即使有一定的效果，卻難免在每次的重大衝突上向資本家尤其是國際的資本家妥協投降，正如西歐和美國的工人權益和社會福利政策在蘇聯解體之後已經無法對抗整個西方社會極度惡化的貧富差距擴大趨勢。支撐運動的某些想法是可貴的、可敬的，但也是天真的。勞工運動雖然不是完全無效，但把社會主義放在優先於民族獨立的地位上，沒有民族解放作為後盾，拒絕融入整個中國民族復興的大勢，這樣的運動恐怕不存在成功的可能。

整體而言，在整個世界人民、世界革命的範疇裡，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理論體系，但在實踐上，唯有結合各國、各民族、各地的具體革命實踐，才能避免走向「教條主義」、「機會主義」，甚至是與西方妥協的「修正主義」道路；在思想層次上，更需要深入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揭示資本主義統治祕訣，倡導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文化自覺的「文化霸權」（Egemonia culturale）理論和毛澤東對人民大眾文化、民族文化和文化革命的論述，建立民族的和人民的文化主體性。因此，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角度來說，臺灣的前途、臺灣人民的前途必然不能脫離中華民族的共同解放，否則只能淪為空中樓閣。

左圖為2021年6月20日，美國總統拜登於推特（Twitter）上發文宣布其愛犬「冠軍」（Champ）離世，蔡英文當日回覆道：「同樣身為動物愛好者，我對你痛失愛犬感到遺憾。」右圖為2021年6月4日，日本將連日本人也不願施打的AZ疫苗提供給臺灣，謝長廷在風雨中，對著運送疫苗的航班鞠躬哈腰，情溢於表。臺獨政客抗疫無能又拒絕大陸協助，不但無法解民於倒懸，卻抓緊時機諂媚美日。（左圖擷取自：Twitter@President Biden；右圖擷取自：Facebook@謝長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