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發於半世紀前(1971年)的保釣運動,源起於美國違反《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片面決定把不屬於琉球的釣魚臺(大陸稱為釣魚島)連同琉球交給日本,以利美日聯手制中。從此之後,中日之間圍繞釣魚臺的主權之爭始終未息。
隨著最近十餘年來美國抵制中國復興的力道加強,日本不但日益鮮明地否認1972及1978年曾與北京達成擱置主權爭議的共識,更在釣魚臺議題上步步進逼。首先,日本在2012年由政府出資將釣魚臺「國有化」,掀起新一輪主權之爭。臺灣馬英九當局則趁機在2013年4月10日與日方簽訂《臺日漁業協議》,號稱爭到漁權,實則放棄了爭取釣島主權。去(2020)年以來,中美關係日益緊張,東海隨之風高浪急。該年6月22日,日本冲繩縣石垣市議會決議將釣魚臺所在的行政區域改名「石垣市登野城尖閣」;8月29日美日防長在關島會談,再次確認釣魚臺是《美日安保條約》的協防範圍;9月27日臺灣漁船「新凌波236號」在釣魚臺附近海域被日本公務船驅趕、撞擊;11月4日中國大陸發布《海警法草案》,規定當外國船隻在中國海域違法活動時,海警艦可動用武力,今(2021)年2月1日該法生效;同月23日,美國防部發言人表示支持日本擁有釣魚臺主權,但翌日美國防部又修正回到「關於主權不持特定立場」的舊有說法;3月16日美日外交及國防部長「2+2會談」在東京舉行,會上確認:如果臺海發生突發事態,日美將密切合作,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在會上還表示有必要探討「自衛隊能為支援臺灣的美軍提供何種協助」;4月5日,大陸外長王毅直接與日本外相通話,要求日方對中國內部事務保持起碼尊重,別「把手伸得太長」;4月16日美日兩國新任領袖舉行首次首腦會談,會後聯合聲明直言:「兩國在強調臺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的同時,敦促和平解決兩岸問題」,並再次確認釣魚臺是《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對象;4月22日,岸信夫宣稱:中國海警船在東海、南海的活動是在「一步步侵略,……(日本)不能接受」,中方外交部發言人立即在隔天記者會上回應:「日本近代在亞洲四處侵略擴張,給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受害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日方個別政客無視自身斑斑劣跡,大肆汙衊中國搞所謂侵略,他們究竟意欲何為?」中、日、美三方你來我往,劍拔弩張。
就在東海、臺海戰雲密布的當下,臺灣的「釣魚臺教育協會」(簡稱「釣教協」)在4月10日舉辦了「保衛釣魚臺運動50週年研討會」(簡稱「保釣50」)。回顧1971年保釣運動激起熱血青年的愛國情操,以及對於國家民族前途的積極探討,確實可謂澎湃洶湧、意義非凡。但今年此會的內容,卻清楚顯示過去半世紀來保釣陣營的分化與變質,釣運已經變調、走味,令我們不能無憂。
保釣運動的起源與分化
1971年4月10日臺灣留學生在華府發起保釣示威遊行,當時的口號是「Tiao-Yu Tai, Chinese Land!」(釣魚臺是中國領土);遊行隊伍前往日本大使館高喊的口號是「Tiao-Yu Tai Belongs to Taiwan, Therefore Belongs to China !」(釣魚臺屬於臺灣,所以屬於中國)。幾天之後,臺大學生在校內張貼的海報寫著:「如果你是中國人,你便應振臂而起」;與樓同高的巨幅布條在臺大校園飄揚,上面寫著:「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從這些標語與口號,可以看出當年臺灣人不論在美國還是島內,都自認中國人,他們也意識到保釣不是臺灣與日本之間的小問題,而是全中國(含臺灣)對抗美、日欺壓的大問題。難怪保釣運動伊始,在美的留學生互相約定放下支持國、共的不同立場,齊心保釣。
左圖為1971年「國是研究社」在紐約出版的《釣魚臺事件專輯》封面,從其中國地圖包含外蒙,可見此為臺灣留學生的保釣刊物。右圖為1971年臺大大學論壇社懸掛於農經系館上的保釣標語,用語出自1919年北京的五四運動(圖片取自《臺大校友雙月刊》)。
但是,隨著國共矛盾的介入、保釣目標的挫折,以及臺灣島內求獨反中漸成主流,釣魚臺對臺灣的意義已大異其趣,並且如同臺島內部的政治立場一樣,分為統一、獨臺、臺獨三派。借用「保釣50」與會者錢永祥、陳美霞的詞彙,對釣魚臺的身分「想像」,早已染上紅、藍、綠三種顏色。現在如果還把島內保釣團體一律視為統派,或把保釣運動一律視為愛(中)國運動,那就是誤會一場。
美、日有關琉球和釣魚臺的私相授受,雖然宣布於1969年、實現於1972年,但早在1950年韓戰爆發之後,美國決定「聯日(且利用臺灣)制中」的長期大戰略起,此項勾結就是遲早會發生的事,並且在1951年談判《舊金山對日和約》時,美國發明「日本對琉球擁有剩餘主權」一說時,已經埋下伏筆。把釣魚臺連同琉球一起交給日本,則是美國離間中日而留下的「梁子」。有些保釣人士誤把1968年東海發現石油當作釣魚臺爭奪戰的起因,或把美國在越戰中深陷泥淖當作它急於勾結日本的考量,都低估美日聯手制中大戰略的格局高度,也晚估了美國決心把琉球和釣魚臺交給日本的時間。
了解美、日聯臺制中的大脈絡之後,臺灣島內紅、藍、綠三種對於釣魚臺的立場就呼之欲出。
主張統一、體認兩岸休戚與共的臺灣人,和絕大多數大陸同胞一樣,痛心於兩岸鷸蚌相爭、外敵漁翁得利。從歷史、法理、道德上來說,釣魚臺是臺灣屬島,它和臺灣又同屬於中國。釣島回歸臺灣、臺灣回歸祖國,才能終局解決日本藉甲午戰爭對中國人造成的創傷與恥辱。這是中國復興必經的過程,也必須兩岸聯手才有勝算。臺灣缺少大陸支撐,絕難獨力保釣;大陸缺少臺灣同心協力,必得付出更高代價才能解決這個懸案。
求獨反中的綠營,以勾結、諂媚美日為要務,他們根本不在意釣島主權,因為那是聯合美日抗中必須且值得付出的代價。2002年9月李登輝就對日媒明目張膽地說:釣魚臺是日本領土。從川普競選連任開始,臺獨政府更不惜與美國唱和,挑釁大陸,置兩岸關係於險境。這樣的臺獨派當然不可能和大陸聯手保釣。但是綠營又有鞏固漁民選票的政治需要,於是如何利用北京和島內保釣團體對日施壓,藉以鞏固2013年馬英九放棄爭主權換得日本施捨的漁權,以求既對漁民有所交代、自己又不必得罪日本,就成為綠營唯一的盤算。至於藍營,只能順勢繼續標榜馬英九喪權辱國換來的《臺日漁業協議》,希望以對綠營的剩餘利用價值,使國民黨在島內還能分到殘羹剩飯,苟延殘喘。
嚴格來說,紅、綠陣營對於釣島的身分與主張,基於他們對兩岸關係的不同目標,雖然針鋒相對,但都非常具體、務實。但是拒絕統一又拒絕兩岸聯手保釣、不願放棄釣島魚權(或口頭的「主權」)又不願明白主張「臺獨」的保釣人士(我們姑且將他們歸於廣義「藍營」),卻「想像」出一種有別於紅、綠的保釣運動價值與方式。這種「想像」的背景與心態極為複雜,也是本文下面討論的主題。
不識主權漁民成「保釣50」要角
釣魚臺教育協會主辦的「保釣50」之與會者,包括各方保釣人士、兩岸學者張海鵬與張麟徵等,以及誇稱「海洋法是我的學術專業之一」的馬英九。釣教協理事長陳美霞是故保釣人士林孝信遺孀。該協會的前身是2012至2015年由林教授在世新大學主持、馬政府教育部支助的「釣魚臺公民教育專案計畫」。由於林孝信早年在美國保釣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返臺後又積極任事、獲得政府資助,所以他們伉儷前後主導的活動在臺灣釣運中占有關鍵地位。此會的調性與言論因此幾可定位為臺灣保釣運動的主流聲音。
馬英九是「保釣50」開幕式的發言貴賓,研討會首場主題是「漁民保釣:為生存、護漁權」,主要發言者是漁民。會議如此開宗明義,可見凸顯漁權的重要、避免釣島問題「政治化」(以免影響漁民生計)、強調漁民在釣運中的重要性,就是「保釣50」的主旋律。從林孝信晚年到陳美霞接掌釣教協之後,該協會的保釣活動就積極「在地化」,「只談漁權不談主權」的蘇澳漁民逐漸成為保釣要角。陳美霞多次表示:「釣魚臺問題衝擊最大的是漁民」,爭漁權成為陳美霞最關心的主題,不言可喻。但是只顧生計的漁民,他們豈知「漁權」在國際政治和國際法上的意義?
蘇澳區漁會理事長蔡源龍清楚知道「國家」不強,漁民遭殃。他雖呼籲「無論我們是從哪裡來,不可忘記我們是中國人」,但在此之前他又憤憤不平地抗議日本「不承認臺灣是一個國家,只承認一中」。蔡理事長「我們是中國人」的熱血發言,成為許多統派及大陸媒體的醒目標題,但他抗議日本「不承認臺灣是一個國家」,就被前述媒體忽略。蔡氏邏輯、認同的錯亂,以及可以保護漁民的「國家」究竟何在,則無人聞問。
其他漁民(包含獲邀擔任釣教協常務理事者)的發言,大多類似:「我們比較注重漁權,……釣魚臺主權的牽涉面很廣,相當複雜,所以我不談主權」;「我們是顧肚子、顧生存的漁民……顧肚子就是顧主權。」1929年出生的黃春生船長,被陳美霞恭列第一代保釣人物之首,但陳卻說「他不太清楚七零年代的保釣運動,2012年的保釣行動他也不曾參與」。宜蘭漁權會理事長楊德信2017年在釣教協研習營的講話,被陳美霞視為漁民保釣的英勇「戰績」,大要如下:2005年6月8日晨,一臺灣漁船被日本水產廳公務船驅離,當時在附近海域的五十多艘蘇澳漁船非常憤怒,集結起來包圍日本公務船。被困日船向保安廳求救,保安廳電陳水扁當局外交部,外交部聯絡海巡署,海巡署則命令蘇澳漁船解散!陳美霞說:「那個時候,日本人才警覺臺灣漁民不是那麼好欺負的。這是漁民英勇保釣行動的其中一個例子。」同一文中,陳又讚許漁民富有反殖民的特質,她引漁民的話說:「今天日本不將臺灣當成一個國家,所以他們才要這樣欺負臺灣人」、「參與臺日漁業談判中,我們明顯感受到,日本人把臺灣看作他們的殖民地,因此我們跟他們談判備感艱辛。」
釣教協體貼漁民委屈、傾聽他們訴苦、鼓舞他們保釣,看似用心可感,但是滿腹辛酸的漁民除具有豐富被壓迫經驗之外,他們可能成為保釣的決定性要角嗎?五十多艘漁船圍堵日船固然英勇,但是扁政府一聲令下,漁民只能撤回,只圍日船於一時且未討回公道能算成功保釣?如何讓日本不把臺灣當殖民地,進而尊重臺灣漁民?如何讓日本「把臺灣當一個國家」?或者,就算日本把臺灣當成(中國之外的)「一個國家」(臺日雙方代表都已自稱「大使」),何以蔡英文口中的「這個國家」還是保護不了漁民?以上這些大哉問,弱勢漁民能想清楚、講清楚,進而解決嗎?
今(2021)年4月20日民進黨立委鄭運鵬臉書貼出他拿到自稱「大使」的日本駐臺代表名片。
法理上言,臺灣當然不是「國家」;政治上言,唯有兩岸共組的中國,才是可能保釣、可為漁民爭權益與尊嚴的國家。如果釣教協看清、支持這一點,它努力的方向就不應是越俎代庖幫臺獨或獨臺政府安撫漁民,或期望漁民帶頭保釣,把釣島問題窄化為只爭漁權,降低保釣運動的格局與高度。釣教協理應逼迫政客為所當為,或指出臺灣當局該為而不為,進而宣揚兩岸共議統一、聯手保釣等理念,這才是護主權、固魚權的唯一正道。
可惜這些理念有違釣教協的基本立場(詳下),所以他們選擇以漁民為主角、以護漁為焦點,從2017年開始,更「開啟了漁民保釣與知識分子保釣的匯流,……匯流之後的研習營與之前以知識分子為講員的研習營最大的不同是:一、講員絕大部分是漁會及漁權會的幹部;二、研習營融入學員參觀漁港、漁民作業現場、買賣魚貨現場……等等活動,……讓學員更深刻瞭解漁民;三、研習營就在漁會會議廳或當地鄉公所或中小學舉辦。」總之,釣教協的「新保釣」少了書卷氣,多了漁村味。
陳美霞認為:「相對於知識分子或海外留學生的保釣是基於理念,蘇澳漁民的保釣是為了他們的生存、生計、生活!而在他們保釣的過程中,充分顯現他們是擁有……『保釣精神』」。至於林孝信與陳美霞描繪的保釣精神,包含三個特點:「一、理想主義:愛國愛民、關懷世事、……反帝、反殖民、反軍國主義、反霸權、反剝削;二、重視歷史,善於學習;三、富國際觀,善於從世界大格局的眼光分析問題。」但被陳美霞高度期許的漁民,卻說出「顧肚子就是顧主權」的話。顯然若非陳理事長言不由衷,就是漁民太過質樸,講出真心話,忘記穿上「保釣精神」這件國王的新衣。
馬英九舊調重彈 故技重施
由於「保釣50」的主旋律是「漁權」,於是屢以《臺日漁業協議》作為「政績」炫耀的馬英九,便和「避談主權,只爭漁權」的漁民同被安排在上午場次,並進行實質上的主題發言。
馬英九配合釣教協的立場,說道:2012年9月25日,蘇澳區漁會近三百位漁民搭乘58艘漁船,在政府支持、海巡護衛下到釣魚臺海域進行「爭生存、護漁權」活動,是釣運史上最光輝的一頁,更成為臺日談判漁權、簽訂《臺日漁業協議》的莫大助力,進而立下「主權不讓步,漁權大進步」的里程碑。他並且批評蔡英文上任後,對日本卑躬屈膝,態度軟弱,政府不但無法成為保釣助力,甚至弱化保釣意識。例如,不對日本抗議日本新版小學教科書把釣魚臺列為日本固有領土,臺灣新修的課綱對於釣魚臺問題也不提我方對主權主張及論據,有些國中教科書只說「臺灣與中國、日本對釣魚臺主權問題爭議不斷」,彷彿事不關己,毫無主權意識。他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民間力量就益顯重要。所以,釣教協理事長陳美霞所做的種種努力,「令人深感敬佩」。
早在2013年4月10日馬當局與日本簽署《臺日漁業協議》前後,《遠望》雜誌的社長林金源與總編輯石佳音(當時尚未接手《遠望》),就曾在《中國時報》陸續發表多文(見本期「保釣50週年」特輯第一部分「督促馬政府保釣的歷史回顧」)指出:日方始終堅持釣魚臺主權不存在爭議,因此馬英九實際上是以主動放棄爭主權而換得日本「施捨」它隨時可收回的漁權。外號「馬更正」的馬英九果然名不虛傳,他轄下的亞東關係協會祕書長羅坤燦和外交部當即分別針對我們的其中兩文來函「澄清」(參見〈《臺日漁業協議》和平共榮〉和〈外交部來函〉)。但是,我們的最後一文〈釣島際遇:宰相與孤臣〉直接戳破馬英九違反自己的國際法專業知識,指出:「馬英九似已放棄他任總統前主張『沒有主權就沒有漁權』、『保持爭議狀態,我們交涉才有空間』的立場,改以漁權為唯一優先。換言之,漁業協議的簽署,不因雙方有『擱置主權爭議』共識,而是我方片面『擱置爭議主權』。馬政府將漁業協議第四條(雙方保留關於「海洋法」問題的立場)視為『免責條款』,認為這是雙方同意擱置主權爭議的證明。國際法學者高聖惕指出:海洋法只規範由主權衍生的海域權利,不能反過來確定國際法上的主權歸屬。1999年《日韓漁業協定》第15條就規定保留關於『國際法』議題的立場,可見日方明知可用『國際法』表彰領土爭議存在,只是拒絕對臺方使用。」此文一出,馬政府才停止「更正」!對於馬英九「以主權換漁權」最全面且徹底的批判,是專精國際法學的高聖惕教授所寫〈《臺日漁業協議》的真相〉(上、下篇,載於《遠望》2019年1、2月號)。在該文中,高聖惕針對馬英九宣稱「免責條款/維權條款」是雙方同意「擱置主權爭議」這一點,寫道:他「自《臺日漁業協議》簽署後,在不同國際會議場合詢問日本學者,無一人贊同臺灣方面這種解釋。而且異口同聲表示,《臺日漁業協議》簽署後,釣魚臺領土主權仍不存在爭議。另見《新華網》在2013年6月3日的網絡新聞,引述日本《產經新聞》6月3日報道: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在3日上午的記者會上,針對中國軍方代表日前有關擱置釣魚島問題的發言稱,『不存在應該擱置的問題』。菅義偉宣稱,『中國關於釣魚島的任何主張都無法接受。釣魚島本來不存在需要解決的主權問題』。此外,他再次強調:『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這點不管從歷史還是國際法上都毋庸置疑,並且目前由日本有效控制。』」足見馬英九所言「主權不讓步,漁權大進步」純屬自欺欺人。1
身為海洋法專家的哈佛大學國際法博士馬英九,從頭到尾都知道自己在愚弄不懂國際法的臺灣朝野。馬英九明知《臺日漁業協議》第四條為:「本協議之所有事項或為實施而採取之措施,均不得認為影響雙方具權限之主管機關有關海洋法諸問題之相關立場」,但是在該《協議》簽署當天由外交部發布的新聞稿中卻說:「我方亦堅持於協議內容列入『免責條款』(按:即上引《協議》第四條),確認協議各項規定不損及我主權及海域主張等相關國際法各項問題的立場與見解,確保我國對釣魚臺列嶼主權的一貫堅定立場。」可見馬英九(和他手下的外交官)明知「海洋法」與「國際法」具有不同意義,而日方只同意擱置由主權衍生的「海洋法」爭議(即「有關海洋法諸問題之相關立場」),並未承認在「國際法」上存在主權爭議。只因一般民眾都以為「『海洋法』就是一種『國際法』」,因此無法分辨馬當局對外(妥協)與對內(欺瞞)是在玩兩面手法。後來外交部在2013年4月29日函送《臺日漁業協議》給立法院查照時,乾脆避開這兩個專有名詞,只寫道:「《臺日漁業協議》係針對臺日重疊專屬經濟海域之漁業作業安排,未涉及雙方對主權之主張。我方係在堅定維護釣魚臺列嶼主權及相關海域主張之前提下,與日方達成協議。」其實,「未涉及雙方對主權之主張」是因為馬當局根本放棄了跟日方爭議主權,輕易接受了日方以「主權無爭議(屬於日本)」為前提而進行單純的漁權談判。就這樣,在國際法博士總統的「專業」領導下,臺灣主動放棄跟日本在國際法上爭議釣島主權的權利,換來日本隨時可收回的漁權!
馬英九卸任後,在其《八年執政回憶錄》中仍提《臺日漁業協議》這項「政績」,但他不敢再扭曲史實,僅只簡單寫道:「協議第四條的『維權條款』(without prejudice clause),規定雙方對海洋法的主張,不受本協議影響」馬英九口述,蕭旭岑著,《八年執政回憶錄》,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8年12月,頁200-202。2 ,沒有再胡說這是「擱置『主權爭議』」。去(2020)年10月,馬英九出版《釣魚臺風雲五十年──主權爭議的回顧與展望》,在提到《臺日漁業協議》時,他寫道:「雙方訂立了第四條的『維權條款』(without prejudice clause),就是這個協議下的任何的主張都不會影響雙方根據海洋法的現有立場。這是一個婉轉的主權爭議擱置條款,雙方對主權的立場都沒有變。」(頁70)確實,雙方對釣魚臺主權的立場都沒變,變的只是臺灣「婉轉」放棄對日本提出自己的立場,等於也放棄「主權爭議」的存在。從此,只有中國大陸有資格(也有實力)跟日本爭奪「釣魚島」主權,而臺灣已經放棄爭議「釣魚臺」主權的權利。
那麼,如今馬英九和釣教協還有什麼籌碼要求日本繼續對臺灣漁民施捨漁權?答案是:「故技重施」。
馬英九在「保釣50」會上把2012年9月25日蘇澳漁民到釣魚臺海域進行抗爭稱為「釣運史上最光輝的一頁」、臺日簽訂《臺日漁業協議》的莫大助力。高聖惕教授在〈《臺日漁業協議》的真相〉中卻一語道破:「2012年7月3日,在五艘臺灣海巡署艦艇保護下,臺灣籍的『全家福號』漁船進入釣魚島水域,乘員在漁船進入領海時,公開揮舞五星旗,外界將此解讀為『兩岸合作保釣』。美日兩國遂要求臺灣在釣魚島爭端上不得跟大陸合作。馬英九隨即於8月5日……公布『東海和平倡議』。兩天後,外交部長楊進添表示就釣魚島乙事,臺不與陸合作。」美日不願見到兩岸聯手保釣,目的不只是減少中方保釣實力,更重要的是不願見兩岸走向統一。高教授隨即指出:「臺灣在2012年9月25日(按:即馬英九稱讚的那一次)及2013年1月24日兩度派遣海巡署艦艇進入釣魚島海域,儼然跟北京政府合作。」這才是日本願意跟臺灣談漁權的原因,再加上馬英九仰體上(美、日)意,主動放棄爭議釣魚臺主權,於是雙方才突然談成協議。所以,臺日漁業談判的「成功」,是馬英九(吃北京豆腐)一方面擺出兩岸「不約而同」一起保釣的姿態,另一方面又放棄對日方主張主權,才給了日本足夠的誘因對臺灣漁民施捨漁權。
現在馬英九已然在野,無法主動派出海巡船艦去釣魚島與大陸海警船「不期而遇」,他便在新出版的《釣魚臺風雲五十年》(頁21、23、25)裡高調展示象徵兩岸共同保釣的歷史照片。這些照片表面上違反他一貫反對兩岸共同保釣的「官方立場」,但卻一直是他私下對日本施壓的狐假虎威之慣技。
如果馬英九在「保釣50」會上完成對釣教協的「經驗傳授」,也許這就是未來陳美霞動員漁民保釣的方向。由於民進黨當局充其量不阻止漁民去釣魚島海域抗爭,但絕不願派海巡船艦護漁。如此一來,屆時保護臺灣漁民的極有可能就是大陸海警船,而臺灣漁民也應樂於插上大陸五星旗並接受其保護。此時,日本為了離間兩岸,仍有可能再度承諾只要臺灣漁船不進入釣魚臺四周12海里的所謂「日本領海」,日方便容許其捕魚。或許這就是釣教協唯一勝算所在。但是,當「保釣」限縮成「保漁」,臺灣就只能坐等大陸將兩岸統一與釣魚臺主權問題一併解決。正宗「保釣」運動將在島內壽終正寢。
圖1:1996年10月7日,臺北縣議員金介壽與香港保釣人士陳裕南登上釣魚臺,一同在島上豎起兩岸旗幟。(圖片:達志影像/Reuters)圖2:2012年8月15日,香港保釣船隻啟豐二號成功搶灘釣魚臺,保釣人士於島上揮舞兩岸旗幟。(圖片:達志影像/AP)圖3:2012年9月16日,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在香港發起反日遊行,遊行隊伍同時出現兩岸旗幟。(圖片:美國之音)
統派中國人將保釣與兩岸統一結合
「保釣50」第二場次的主題是「從中美關係看釣魚臺問題的根本」,主要由大陸學者張海鵬受邀以預錄視頻演講。張教授的主旨包含: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如果連琉球地位都應該再議,日本竊取介於琉球和臺灣之間的釣魚島當然是非法、無效的;保釣成功的希望主要在中國大陸,也在臺灣和全球愛國華人的共同參與與支持。由於張教授在會上發言時間有限,《遠望》本期的「保釣50週年」特輯第二部分將刊出張海鵬教授〈釣魚島主權爭議與保釣前途——紀念海外保釣運動50週年〉全文。接著,臺大教授張麟徵演講「中美關係現況下的釣魚臺」,她指出:「釣魚臺列嶼是美國埋在中日間的一顆釘子,讓中日關係永遠不得安寧,讓日本可以長久為美所用,制約中國,這是帝國主義者慣用的伎倆。保釣運動50年最大的功勞,就是以民間的力量協助兩岸政府,使釣魚臺主權歸屬爭議長期存在。……釣魚臺問題……主要取決於中美博弈結果。而中美博弈現在才開始不久,塵埃落定可能尚需相當時日,這期間保釣運動有繼續推動的必要。」
從兩位張教授的演講以及主辦單位為此單元擬定的標題,都可看出釣魚臺問題的根本就是中美博弈。既然如此,誠心保釣者怎能不面對臺灣的國家認同,以及兩岸如何聯手保釣等問題?誠如張海鵬教授的結語:「釣魚島主權問題一定會隨著保釣先驅們的祖國認同問題一起解決」。弔詭的是,整場研討會的言論主流卻與中國大陸切割,純粹從(中國之外的)臺灣立場出發,甚至有人擔心保釣是被(大陸)官方操縱的不理性、沙文愛國主義表現(詳下)。此種矛盾、齟齬,讓人不禁懷疑:主辦方技術性插入第二場次,尤其還邀請了因提出「琉球地位再議」而使日本高度關注的大陸重量級學者張海鵬來發言(他也果然再提了琉球問題),目的僅僅是要營造「兩岸聯手保釣」的假象,以便使美、日感到壓力。
如張麟徵教授所言,迄今為止,保釣運動最大的功勞,就是使釣魚臺主權爭議長期存在。如果保釣運動僅僅是要使主權爭議繼續延燒,那麼理論上不管統派或拒統派的保釣行動,都可達到讓釣島主權存有爭議的目的,因此保釣運動大可兼容並蓄、多元共存,聯合統獨,一起「保釣」。這也許是釣教協邀請發言的來賓統獨不忌、國家認同跨度很大的原因。但如果釣教協以及所有保釣團體,除了延續釣島主權爭議之外,尚對於(含臺灣人在內的)中國人能否實質擁有釣島主權,以及兩岸如何共享長治久安、有尊嚴、不受強權欺壓的未來抱有憧憬的話,那麼統、獨能否共同保釣就是一個嚴肅的大問題。
統獨並存 保釣變調
首先,「保釣50」研討會除了由釣教協主辦之外,又列名了幾乎所有臺灣島內的統派團體(包括《遠望》)作為協辦單位,但事先並未逐一徵得各團體的同意。釣教協解釋這是基於某些統派人士的熱心建議,但因時間匆促,未及徵求各團體同意。多數統派團體所以共襄盛舉,必然是以為「保釣50」是以統一為立場的活動。但是綜觀來賓的發言內容,以及釣教協主動發布的會議資料,他們的統獨立場是刻意模糊的,甚至隱含獨臺、反中思維。臺灣保釣運動的本質,已經改變,但多數統派人士並未察覺。許多統派團體原先或許都願以開放的態度,接納立場不同的異己,甚至自信可以改造獨臺與臺獨,但事後證明前者未能改造後者,而是後者滲透、稀釋前者。統派內部敵、我、友不分,難怪統運越來越弱化。
其次,林孝信曾公開表示美國的老保釣捐款是釣魚臺教育工作的主要經費來源。如果老保釣的統獨立場與林孝信、釣教協一致,他們的合作就是相得益彰;萬一不一致,他們之間就存在誤會與辜負。此事含糊不得。
最後,臺灣社會所以快速綠化,當然與臺獨、獨臺執政有關,但也與統派團體沒有抓緊機會堅持把反獨促統的道理講清、講透,放任似統非統言論橫行有關。以保釣為例,媚日臺獨無心保釣,拒統獨臺無能保釣,兩岸聯手才是保釣的正道,其理至明。但臺灣釣運竟然淪落到避談統獨,甚至改以漁民為保釣主角,這都是統派逐步棄守理論陣地與道德高地的結果。
《遠望》雜誌林金源社長在2012年至2015年間,曾多次應林孝信主辦的「釣魚臺公民教育計畫」邀請演講,並總是聚焦於兩岸的歷史連結、明清時代「厚往薄來」的天下秩序、日本滅琉球占釣島的不義,以及兩岸聯手才能保釣等主題。但林孝信私下告之:「你說得很好,可是這些話我不方便說,請你多說。」這些動之以情、說之以理的演講內容,可能是改變臺灣民眾錯誤思維的最後機會,但是連高踞保釣祭壇的「老林」都「不方便說」,保釣層次、格局的日漸低落豈能避免?保釣本質的改變豈屬意外?
臺灣社會獨化的典型三部曲是:綠營先死纏爛打,讓民眾厭惡統獨爭辯;再讓民眾覺得統獨是無解難題,只好擱置、共存,名為「多元」;最後綠營再抹黑中國及統派人士,使其噤聲,於是臺獨成為唯一政治正確,統論喪失道德正當性。面對獨派的積非成是、橫柴入灶,統派卻是逐步妥協、再三忍讓,本是愛(中)國運動的保釣,最後竟與統獨議題脫鉤,它的變質就是循著上述三步驟演化而來。
陳美霞說:「老林返臺之後,觀察到臺灣社會強烈的臺灣意識形態、甚至民粹氛圍,也體會到此時刻不易推動保釣工作,因而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社區大學運動、科學普及及通識教育工作,期望臺灣社會能更開放的愛鄉愛土、關懷世事,進而促進臺灣民眾關懷社會改造的議題及公民素養。」
這是林孝信的第一步:放棄挑戰臺灣意識(其實就是臺獨意識),放棄詮釋統一與保釣的連結以及它們的道德正當性。2012年他又籌組「人人保釣大聯盟」,發起抗議日本的示威遊行。林孝信邀請各團體參與,明定放下立場,一致對外。聯合(實即擱置)統獨,一起保釣,這是他的第二步。於是「釣魚臺是我們的」、「釣魚臺是臺灣的」就成為統獨都可接受的口號、共識。
「我們」一詞在臺獨派與獨臺派口中,僅指(不含大陸中國人的)臺灣人,但在統派心裡,則指兩岸中國人。如果對著日本喊「釣魚臺是臺灣的」,那麼臺人的「民族意識」或許可對日本造成邊際壓力;但如果對著大陸喊「釣魚臺是臺灣的、釣魚臺是我們的」,此話背後就有一句潛台詞:「釣魚臺不屬於中國」。那麼,臺人的分離意識對日本將是一大助力。
統派期待釣島回歸臺灣、臺灣回歸中國,美日從此不能再以臺灣、釣島牽制中國。臺獨與獨臺的想法可能是:只要不與大陸聯手,就可誘使日本對臺協商讓利,最後的目標不是保住釣魚臺主權,而是拉攏日本對抗大陸。由此可見:「釣魚臺是臺灣的、是我們的」是一柄雙刃劍。這劍要護誰、砍誰,必須說清楚。但是林孝信卻不想說清楚,他怕說清楚會瓦解他的保釣聯盟。
最後,陳美霞接續林孝信走出第三步,把保釣「在地化」、「窄化」成漁民的生計問題,但閉口不提它攸關中國復興、東亞和平。半世紀前慷慨激昂的愛國運動,遂消解於無形。
質疑一切的「新保釣」要保什麼?
「保釣50」第三場次的主題是「鼓浪前進:保釣運動的臺灣進行式」,其中錢永祥的演講否定、質疑愛國主義,呂欽文的演講則主張擱置統獨爭議、兩岸聯手保釣。這兩位釣教協常務理事的高見,與兩位張教授的看法針鋒相對,卻同時出現在「保釣50」的紀念研討會,這或許就是釣教協堅信(但我們期期以為不可)的多元並存、兼容並蓄原則。
錢永祥〈愛國主義:保釣運動五十年後的省思〉一文等於是對釣運的質疑與否定。這位釣教協常務理事的理念是否、如何影響釣教協,頗值觀察。下面我們先摘錄他的重要觀點,再逐一提出商榷。
錢說:「釣運的主要內容是一種情緒,也就是愛國主義。」
釣運或愛國主義的初始出發點當然帶有情緒,也就是對美日的不義、欺壓感到悲憤,但保釣人士隨後長達50年付出的心力、行動豈僅是情緒?又,情緒若是「義憤」,則有正面積極意義,帶動人們為所當為;反之,理性若是自私為己,必帶來負面邪惡後果──美日有關琉球、釣島的勾搭就是包藏禍心的理性算計。釣運是被美日的理性、不義算計逼出的愛國情緒,進而理性思考如何幫助中國復興、不再被欺凌。情緒何辜?愛國何錯?
錢說:「愛國強調『我的國家』,只因為它是『我的』國家,便足以讓我產生愛國心。這樣不理性又偏袒自己國家,乃是愛國主義令人不安的一種特性。」
這段批評很適合描述西方興起之後以鄰為壑的歷史,但是身為被侵略、被宰割近兩百年的中國人而言,其病不在愛國,而是不夠愛國。中國原是一盤散沙,是不會讓人不安的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 state),1840年之後被西方逼迫轉化為現代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凝聚國家民族意識免於再被欺負,是中國愛國主義的內涵,它遠離錢先生不安的特性甚遠。釣島至今仍被日本控制、臺灣至今仍甘於當美日制中的棋子,都表明中國仍被欺負而沒有欺負別人。錢先生對愛國主義的不安如果是針對美日,不是中國,那就更恰當了。
錢說:「國族或民族往往是『建構』的產物,尤其是由某個掌握權力的局部群體來建構。這樣建構出來的國族想像,通常躲不開沙文主義,不是對境內的弱勢族群忽視、歧視與壓迫,就是對境外的其他國族猜忌甚至於抱有敵意。」
這段話對西方列強的通病有深刻描繪,但錢先生批評、擔心的,顯然不是西方,而是中國。這豈非「只見中國眼睛的刺,不見列強眼中樑木」?並且,難道錢先生看不到反中的港獨、臺獨才是違反歷史、悖於道德的人工「建構」物?而島內殘存的統派(中國人)正是民進黨當局「忽視、歧視與壓迫」的對象?
錢說:「愛國者對國家的承諾,就是心裡懷抱著對於國家的美好想像,……,擔心國家無法達到理想。國家的『美好』並沒有清晰、固定的定義,各種立場會爭論不休,但是愛國者會自行設定一些美好的標準,……,希望它朝向美好的目標前進。」
錢先生擔心愛國者自行設定國家的「美好」並不美好,在討論保釣的脈絡上,不知他指責的是日本愛國者滅了琉球、占了釣島?還是美國愛國者師心自用把琉球、釣島交給日本?或是中國愛國者力圖保住釣魚臺?若是前二者,我們大表贊同;若是後者,請問索回被侵占的固有領土、破解美日的狼子野心,何錯之有?
錢說:「愛國者必定有一種『主人意識』,……愛國絕對不是被動地向國家依附、歸順;『順民』沒有承擔,所以不可能愛國。……主人意識很容易激發民主制度,因為民主顯然給主人身分提供了制度上的定位。民主制度不用拋頭顱灑熱血,給愛國者提供了承擔國家命運的正常途徑。」
錢先生似乎擔心保釣人士是缺乏「主人意識」的順民,保釣運動因此是被國家引導、操控的。根據邏輯,保釣人士的舉止如果符合國家期待,可能是後者引導、操控前者,但也可能是「公道自在人心」,官民同仇敵愾,錢先生如何判別這兩種情形?如果無法判別,「主人意識」之說意義何在?我們總不能因為14億人保釣、促統的想法跟習近平一樣,就說他們缺乏「主人意識」,被國家引導、操控吧?直到「民主」二字出現,我們終於更清楚錢先生的意思。在他看來,愛國是否不理性?是否淪為沙文主義?是否被國家操控?所愛之國是否美好?都得靠民主制度的檢驗。缺少民主制度的社會,愛國者承擔國家命運的途徑可能被錢先生視為「非正常」。但矛盾的是,把琉球和釣島交給日本、毀國毀人無數的美國政府,就是依循民主制度組成的,美國愛國者完全擁有改變國家惡魔本質的「正常」途徑,但他們卻坐視美國犯錯作惡。反之,可能被錢先生質疑缺少民主制度的中國,讓錢先生擔心缺少「主人意識」的中國百姓,兩百年來卻沒折騰過別的國家。(錢文並未直指中國不民主、中國人缺少「主人意識」,我們只好依據他的文意推敲。)
錢說:「愛國之情固然關切、憐惜國家的當下處境,但其主調並不是頌揚現狀,不是服從掌權者,而是對於美好前景的嚮往與追求。」
保釣運動從未頌揚美日擺布、欺負中國的現狀,反而是不滿現狀,所以展開對於「驅逐美日惡勢力」美好前景的嚮往與追求。錢先生反對頌揚現狀成為愛國主調一說,實在太含蓄、太幽微了。莫非他指的是統派保釣人士對於中國進步現況所表達的欣慰之情?果真如此,這不就證明前面錢先生擔心「愛國者所愛之國並不美好」純屬過慮嗎?愛國者所以頌揚,不就是中國進步、美好?
錢說:「愛國者要如何判斷、決定自己所想像、嚮往的國家,是不是一個好的國家?我們生活在高度多元而且分化的社會中,社會成員的身分、位置、處境、世代非常多樣而且差距極大,人們的認知、利益,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也非常不同。今天幾乎沒有任何國家還是一個同質、統一的共同體,追求一個單純的富強目標。」
錢先生為違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且製造東亞不安的美、日,提供極佳的反省課題。美日人民真該思考自己的國家是不是好國家。美日國內確實不同質,存有異見,不少良心人士確實反對自己的政府以打壓他國實現本國的富強。但顯然錢先生關切的對象不是侵略者美日,卻是被侵略的中國,因為他在檢討中國人的愛國主義。我們不解的是,中、美、日都不是錢氏所謂的同質共同體,他們都面對不知國家是否良善的問題,依照錢先生的疑慮,三國是否都該無為而治、聽天由命?顯然美日兩國並非如此,他們一再執行以鄰為壑的國家目標,卻都避開錢先生的批評,反倒是自衛、爭公道的中國,必須面對錢先生的質疑與掣肘,這公平嗎?
錢說:「中國屬於全體國民,沒有任何愛國者有資格壟斷愛國的方向與目標,沒有人能規定公務員、農民工、都市白領,以及境內的少數民族如何愛這個國家。愛國者必須假定,無論立場與價值觀,不同的人都關心自己國家的處境,也都對國家的前途懷抱著真誠的寄望、敦促以及祝福。不同的愛國主義,乃是不同立場的人對於國家的理想前景的多種想像,不可能定於一尊。」
遠從牡丹社事件到甲午戰爭,從九一八事變到中國抗戰勝利,日本自二戰戰敗之後從未真心懺悔道歉,迄今仍在支持臺獨裂解中國,中國全體國民難道非得經過14億人普選、公投的所謂民主方式,才能讓錢先生相信保衛釣魚臺是全體國人共同的愛國方向與目標,而不是被少數偏執的愛國者挾持?在防日(說不上反日)、保釣的議題上,被錢先生百般呵護的另一種立場、另一種愛國主義究竟是什麼?是放棄保釣嗎?
錢說:「一個國家如果不承認國民的平等,不允許國民享有平等的權利按照自己的信念去愛國,注定稱不上美好。……愛國主義需要一種多元、平等、相互尊重的倫理意識。」
一個對中日歷史所知有限的漁民,一個主張釣魚臺屬於日本的媚日分子,他們的愛國信念與方法,絕對不同於一個苦心孤詣的愛國知識分子。為了實踐錢先生所謂的多元、平等、相互尊重的愛國倫理,釣魚臺和臺灣是否就應拱手送給日本?
錢說:「愛國主義與自由主義有緊密關係。……一個愛國者即使並不是自由主義者,但為了讓其他各種愛國主義關於國家的想像都有存身之地,也會盼望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國家維持一種自由主義的架構。」
國家的維護、治理、建設,是高難度的專業問題。公共政策常需在不同立場者、不同利益者之間折衷妥協,不可能讓他們各持己見。重大國政需要政治領袖引領全民凝聚共識,不是各吹一把號。為了整體的大自由,個體不得不犧牲小自由。即便自由主義盛行的美國,一個反戰的士兵也會被送去伊拉克屠殺無辜平民。治國並非請客吃飯,也不是藝術創作,天馬行空的自由主義想像絕非治百病的萬靈丹。
錢說:「我嚮往的國家,是能容得下各種愛國主義想像的國家,這裡面包括了左派與右派、自由派與保守派,以及各種身分、信仰、觀點與利益。」
錢先生所謂愛國主義的「想像」,如果是指容許左派與右派、自由派與保守派,那麼今天的海峽兩岸都滿足此標準,根本不成問題。與當下的討論更密切但錢先生未提或避提的「想像」,應該是容許統派與獨派、保釣與棄釣。假如臺獨與棄釣觀點也是錢先生認定應被尊重的一種「愛國主義的想像」,顯然這個國不是中國,而是(不容統派和保釣的)「臺灣國」或日本國。如果這是錢先生的本意,顯然他一向堅持的自由主義已經「自由」到敵我不辨、夷夏不妨。如果這不是錢先生的本意,那麼在「保釣50」的研討會上,他一再提起「容得下各種愛國主義想像的國家」意欲為何?
錢說:「中國崛起後,國際強權政治的運作方式勢必有所不同,但是敵我對峙的意識依然強盛。這種情況之下談愛國主義,很難不被各種官方愛國主義、沙文主義帶著走,結果複製當年的許多問題。」
敵我對峙意識確實不是好東西,但是中日所以對峙,一直是日本先侵略中國,中國被迫自保、反擊。錢先生疏於批評侵略者,卻一再擔心自衛、自保者淪為官方愛國主義、沙文主義。他評斷中日兩國的雙重標準,令人難以置信。
總之,錢永祥的「自由主義」已經流於道德相對主義、歷史虛無主義,足以「解構」一切是非對錯,而且有破無立。釣教協禮聘他為常務理事,難道是要以「解構保釣」的方式來保釣?錢永祥的發言,足以顯示今日的釣運已經面目模糊到令人無法辨認的地步。實際上,否定了歷史中的事實與是非,保釣才真的只剩下由原始慾望主導的情緒。難道這就是釣教協要走向草根、走近漁民的「理論基礎」?
避談統獨 卻要大陸助臺保釣
另一位釣教協常務理事呂欽文則指出:臺灣政府如自力保釣,不靠對岸,當然是好;但當臺灣內部對釣魚臺歸屬都發生分歧時,就不可能奢談保釣。當年釣魚臺爭議以愛國主義的形式激起全民熱情,如今愛國主義被視同鬼魅,保釣的船怎麼開就成為難題。
呂先生說的沒錯,釣魚臺從屬臺灣是臺民共識,但釣魚臺和臺灣是否同屬於中國(亦即統獨爭議),則是島內關鍵的衝突點。當年激起全民熱情的愛國主義,如今被視同鬼魅,因為此國非彼國:當年的國是中國(或宣稱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現在的國是「臺灣國」(或與中國對立的「中華民國」)。呂先生看出釣運危機,可惜他的解方並不可行。
呂先生認為,釣魚臺屬於臺灣是兩岸共識。中國與臺灣,統派與獨派,可共同努力,先把釣魚臺納入臺灣版圖,對臺灣與中國都是正面的事,兩邊沒有理由反對。如果談隸屬關係太「政治」,我們可把政治外衣褪去,找尋當今保釣的實質意涵。「保障漁權、保護漁民」的訴求,在臺灣會被接受。與其總是「紀念」保釣,不如從漁民的工作做起,會更務實。
他的建議實不可行。第一,如果臺灣拒統、反中,大陸為何要助臺獲取釣島主權與魚權?一個更壯大的臺灣仍舊與外人勾結、與中國為敵,中國何必養廱遺患、自找麻煩?
第二,兩岸聯手保釣固屬大陸所願,但大陸寄望於臺灣者,其實只是胳臂不要往外彎,別與美日沆瀣一氣,造成大陸更大的困擾。臺灣若拒絕與大陸聯手,固然增加大陸保釣的成本與困難,但如今的大陸並非無法自力保釣。再者,在聯合國承認的一中原則之下,即便臺灣拒絕與對岸聯手保釣,依據法理,臺灣仍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並非得透過臺灣才能宣稱對釣魚臺的主權。既然如此,大陸何須顧忌臺灣?
臺民如果認清單憑臺灣不足以保釣,那麼拒統又希望保有釣魚臺漁權者只好祈禱下列兩條件同時發生:一、中國強大到足以造成日本的壓力,日本因此被迫施捨部分漁權給臺灣,以便分化兩岸,破壞兩岸聯手保釣;二、中國又不能太強大到足以排除美日干擾完成兩岸統一,屆時釣魚臺和臺灣將一起回歸祖國(漁民當然享有漁權)。問題是:中國國力的發展是否剛好介於上述區間,並不取決於拒統保釣者的意志。如果拒統保釣者追求的不只是釣島的漁權,還包含其主權,這個願望就更如癡人說夢。
國家認同錯亂 保釣淪為想像
陳美霞在演講中提及他認同錢永祥所言: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想像的釣運,因為每一代人都受制於自己所處的政治經濟結構、社會及文化氛圍,因此他們想像的保釣運動,每一代人必然不同。
明明需要萬眾一心、艱苦奮鬥的保釣運動,怎會淪為每代人各自「想像」?莫非每代人之中,還容許更多每個人的「想像」?每人的「想像」如果不同怎麼辦?人人各自「想像」,如何促成集體行動?難怪釣運的基礎只剩下每個漁民共通的「顧肚子、顧生存」的生理慾望!?
陳美霞、錢永祥所謂每代人「所處的政治經濟結構、社會及文化氛圍」,或許可以解讀如下。1971年4月爆發保釣運動時,中華民國是代表全中國的政權,高坐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當時臺灣人自認是中國人,多以領導、代表中國者自居;保衛中國領土釣魚臺,捨我其誰。六個多月之後,聯合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唯一合法代表。兩蔣的愚民教育使臺灣民眾誤把政權當國家,「中華民國(實僅為其政府)被逐出聯合國」之後,更是如此。1971年「我國」被逐出聯合國,1972年「我國」領土釣魚臺遭美日私相授受,1979年「我國」與美國斷交。這些事件都引起臺民的悲憤,這些事件中的「我國」,都是指臺灣,儘管當時它叫「中華民國」,日後成為「中華民國在臺灣」,接著越來越多的人巴不得直稱它「臺灣國」。
在臺民自認中國人的50年前,保釣就是慷慨激昂的愛國運動。但是臺灣人的國家認同開始錯亂之後,保釣就開始變質,終至各憑「想像」、同床異夢。於是,我們見到這一場嚴重走調的「保釣50」。
2012年5月,正是日本人推動釣魚臺國有化運動時,曾任日本外務省條約局局長的東鄉和彥接受美國《時代》周刊採訪,他表示日本有可能因島嶼爭端問題與中國爆發熱戰,「我們……需要作好軍事準備,……這真的正在成為戰爭導火索。」今(2021)年5月1日,英國《經濟學人》又以臺灣是「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作為封面文章。就在這中、日、美對立升高、兵凶戰危的當口,本來最可以凝聚兩岸的「保釣」議題,卻在臺灣島內異化成一場撕裂兩岸甚至暗助日本的運動。
諷刺的是,「保釣50」研討會結束之前,一位為林孝信「釣魚臺教育計畫」和陳美霞釣教協工作約三年半的年輕人陳崇真,有一段發言猶如空谷足音。他說:「我們在推動釣魚臺教育時,為了吸引年輕人與社會大眾,嘗試避免太過強調國家或民族情感,而是著重保釣的理想與精神。但這樣的策略能吸引到更多年輕人嗎?……我認為沒有。……保釣避不開國家主權、避不了愛國問題、也避不掉民族主義。釣魚臺問題本身就是國家主權爭議的問題,任由保釣後來發展出什麼理念、精神或價值,都無法抽離愛國情懷來談。」他的結論是:「我們以前在推動釣魚臺教育時想要繞過的,原來都是繞不過的,以為避開可以吸引年輕人的,也正是都避不了的。這些繞不過、避不了的,正是保釣運動傳承至今,最不合時宜,也因此最為豐厚,最能點出臺灣社會問題之所在。」雖然林孝信沒機會聽到這位小助理的諍言,陳崇真也已離開釣教協,更未被聘為常務理事,但是,歷史將會證明:他這段卑之無甚高論的發言,才是真正實事求是的保釣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