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綜合國力未曾有如今天這麼強大，中國政府對國家的治理未曾有如今天這麼有效，中國人民的經濟狀況不曾有如今天這麼豐裕，中國百姓所凝聚的國族意識也未曾有如今天這麼堅固。這些事實讓許多愛國人士以為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復興，似乎日趨水到渠成。

無奈中國這位巨人的身上，仍有兩處自1840年以來遲遲尚未痊癒的創傷，時時牽制他的一舉一動。即便如前所述，中國具有總體局面的優勢，但只要臺、港兩地一有風吹草動，立即引發新疆、西藏等地的分離主義，就暴露出巨人的致命傷。

今日香港確實可能是明日臺灣

凡對臺灣、香港局勢越有深刻體認者，就會為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的前景越擔憂。臺灣問題綿亙70年，島內目前反對「一國兩制」者（也就是反對統一者）超過八成。在可預見的未來，臺灣局面轉好的機制、動能並不存在，臺灣問題的複雜、困難程度，不言可喻。至於形體已經回歸20年的香港，心靈並未回歸。近日的「反送中」暴動，顯示香港人的國家認同急遽惡化，且正在向臺灣「看齊」。分離、反中意識現在不只充滿臺灣島，更溢散到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的腦海裡。臺獨、港獨的桴鼓相應、互為表裡，更是北京的棘手問題。

獨派常用「今天的香港，就是明天的臺灣」一語，恫嚇臺灣人切勿接受統一。此話雖然顛倒是非、用心狠毒，但卻具有警惕北京的極大正面意義。眾所周知，在回歸前夕，港人認同中國的比率遠高於臺灣；從回歸至今，香港歷任特首都不是分離主義者；從回歸至今，支持統一的建制派議員，一直多於敵視祖國的泛民主派議員。但即便香港擁有比臺灣更正面的上述條件，港獨勢力卻從1997年以來，在眾目睽睽之下「與時俱進」。反觀臺灣，日後兩岸一旦統一，根據北京以往的承諾，臺灣將比香港擁有更大的自主空間。不幸的是，臺灣目前具實力的政治人物非獨臺就是臺獨，議會裡對北京友善的議員，屈指可數。無論以何種方式統一之後，除非北京從香港學得教訓，堅持臺灣必須謹守「一國」才能享有「兩制」，否則在寬鬆的「臺人治臺」框架下，臺灣政客挑撥反中情緒騙取選票的情況，以及民眾無由對北京孳生的敵意，只會比今天的香港更嚴重。屆時面對有心人的任何煽動，臺灣社會將無任何反制、糾正的力量，這和統一之前的今日臺灣，如出一轍。「明天的臺灣」只會比「今天的香港」更混亂、更反中。

果真如此，那麼對付臺獨、港獨之道何在？

硬實力：反獨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

把大陸建設得更進步、對港臺更多的交流與讓利、使中國國力追上（甚至凌駕）美國，是最常被提及的解決之道。可惜這些做法並不管用。因為從改革開放迄今，前述三項方案都有長足的進展，但是臺灣的分離意識卻比40年前更強烈；以往不存在的港獨，也在大陸最進步、國力最強盛、北京對港最仁至義盡的今天，盎然發展。

中國的經濟、軍事、科技等硬實力必然會繼續進步，但這只是解決臺獨、港獨問題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從獨派與反中外國勢力手中搶回話語權，才能反獨促統，也是北京的當務之急。中國必須掌握話語權，才能收復民心，讓大眾相信自己的國家所宣傳的「事實」，且臣服於北京設定的價值觀與道德正當性。如果掌握話語權，中國反獨促統的努力就能事半功倍。如果喪失話語權，中國就只能在敵人搧風點火的陣地裡，被動挨打、左支右絀。

爭奪話語權是一場沒有煙硝味的戰爭。以往有些大陸官員以為「事實勝於雄辯」，中國體制的良窳、中國發展的成就，日久漸明，不必浪費口舌去與別有用心或腦筋不清的反中勢力辯駁。此話在昔日或有幾分道理，但在網路科技、自媒體流竄，且極易積非成是的今天，則大大不然。這場沒有煙硝味的戰爭，所要捍衛的陣地，絕不是實體戰爭捍衛得了的。西方人取笑中國大量出口電視機，卻無法出口電視節目。中國有熊貓，也有功夫，卻沒拍出「功夫熊貓」這種影片。製造業顯示的是硬實力，但左右人心的卻得靠影片、話語權。

又有人說，中國的發展尚未與西方並駕齊驅，更別說超越西方，所以很難掌握話語權。此說不然。在網路科技尚不發達、中國仍然貧窮落後的年代裡，中國的一些話語在國際上反而有著超乎自己實力的影響力。例如1950年代北京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成為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1955年萬隆的亞非會議上，中國說服大會把「求同存異」定為各方相互關係的原則並寫進會議公報；1960年代毛澤東思想深刻影響西方學生運動，毛的著作成為顯學；當時中國的反殖、反帝、反霸主張在第三世界得到普遍響應。以上往例說明：話語權是塑造有利於己的道德正當性，與國家的貧富強弱無必然關係。

反中勢力掌控話語權　臺港天翻地覆

反中勢力掌控話語權以來，不費一槍一彈，就已把臺、港攪得天翻地覆，且拖住中國的發展腳步。北京即便有再強的軍力與經濟力，也無從制敵，無處反擊。反中勢力設定的話語權極為綿密，茲舉其犖犖大者如下：

一、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人民應享有充分的（不是條件式的）自由、民主。

二、儘管經濟快速提升，但中國仍是不文明國家，中共仍是專制獨裁政權，中國人民無法享有自由、民主、人權。

三、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是落伍思想，一國是否可愛，取決於該國國民是否享有（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人權。

四、先進國家講求自由、民主、人權，他們的政府不需要（也不會）推動意欲左右人民意識的「愛國教育」。

五、鞏固國家安定、追求國家統一是中共專制、獨裁的藉口。

六、拒絕專制政權是香港人民的權利，拒絕被中共統一才能保有臺灣價值與生活方式。

凡是熟稔中國近代滄桑史、稍具國族意識、未被西方話語權挾制，且對於中華民族如何復興曾用心鑽研者而言，都知上述論述每段都犯了嚴重謬誤。中國人為了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也為了提供人類另一種異於西方的發展模式，不但不能接受上述謬論，更應奮力闡述下列事實與理念。

破解反中勢力話語權

壹之一、自由是一種秩序，必須有其前提條件及界限，人類社會並不存在絕對的自由。再說，國家有了自由，人民才可能享有個體的最大自由。

壹之二、民主只是一種政治程序（如何產生政府），並不能保證由此程序產生的政府的能力與品質，且若將「民主」等同於「普選」，則更有可能陷於民粹陷阱，因此不應該、不值得把它奉為普世價值。自古以來中國政治體制所秉持的民本思想（政府如何造福人民），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價值。

貳、中國近40年來的快速發展，證明它的政治體制必有其優點，並非如外人所指控的那麼不堪。評斷中國人民是否享有自由、民主、人權，不該引用西方標準。若以中國的標準衡量西方，西方亦不及格。至於中國不文明的偏頗印象，主要來自外界對中國異於西方的政治體制的歧視與曲解，以及14億人中不可避免尚有未受教育、未具現代化觀念國民的言行。如果考量西方自18世紀以來興起過程中的以鄰為壑，對照於歷代中國所主導的天下秩序，以及近年中國崛起完全來自胼手胝足、不折騰他人的過程，誰文明、誰不文明就一目了然。

參、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經百餘年被外人蹂躪的悲慘歲月，至今傷痛仍未撫平，就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帝力於我何有哉」的鬆散文明國，人民缺少現代國家的觀念。反之，西方自1648年的《西伐利亞條約》以來，就逐漸形成凝聚國家民族意識的現代型國家，他們用這種有組織、有效率的力量東征西討、富國強兵。現在中國強調愛國主義、追求國家統一，已經比列強晚了數百年，如今為了擺脫外人欺凌，為了後世子孫永享自由、民主、人權，當然必須效法西方曾藉國家主義圖強的歷史經驗。西方豈可過河拆橋，得了便宜又賣乖？

肆、如前所述，先進國家已經完成國族意識的凝聚工程，故可好整以暇講究小我的自由、民主、人權。他們並非不講究愛國教育，但因為他們雄立世界已久，沒有立即威脅國家生存、統合的因素作祟，並且長期掌握「普世價值」的話語權，因此可以優雅、迂迴、不著痕跡地推行愛國教育。這和中國所面臨的險峻局面完全不同，無法相比擬。臺灣、香港強大的反中、分離意識，不但威脅中國的統一，甚且嚴重影響中國的國防安全與經濟發展。由於治權尚不及於臺灣，北京坐視臺獨意識蔓延乃是不得已，但怎可再讓已經回歸祖國的香港繼續孳生分離意識？香港政府推行公民教育、進行國安立法、修改逃犯條例，完全合理、合法、合宜，但這些計畫卻被汙名化且被徹底推翻。另外，愛國與自由、民主、人權並不衝突，它們處於不同層面，但有心人卻把前者醜化為後者的對立面。北京與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竟然受制於反中勢力的謬論，有志難伸，就是因為沒有掌握話語權。

伍、鞏固國家安定、追求國家統一是1840年以來中國的最高國家目標。百餘年來，最具使命感也最有能力達成此目標的是中共政權。凡是以國家、民族為念，不被黨派之私綑綁、不為西方理念迷惑的中國人，都應支持最能帶領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的政權。中共是否專制、獨裁的問題，很大部分是反中勢力炒作出來的錯誤印象。論者更不應忽略大國治理與發展的不易，動輒拿治理小國或已開發國家的標準要求幅員廣闊、族群複雜的中國。何況美國研究機構PEW歷年來所做的調查，各國公民對自己國家發展方向的滿意程度向來都以中國最高，且遠高於所謂民主國家公民的滿意度，可見中共專制獨裁、西方自由民主的簡單比對並無意義。

陸、臺港反中勢力先已決定不與大陸同「一國」，不與中國休戚與共，「兩制」的善意自然被他們嗤之以鼻，中共的「專制」遂成為他們反中的最佳藉口。北京應該主動大聲闡明：「統一是最高的道德」（胡佛教授語），中共是否專制和中國應否統一是不同層次的問題，不該混為一談。以低層次的問題干擾高層次目標的追求，本身就是不誠與不道德。何況反中勢力一再有意（或無知）地把一國兩制曲解為「北京對臺、港事務一概不得干預」，只要北京或香港特區政府推行些微與「一國」相關的政策（包括「一地兩檢」和這次打算修改逃犯條例），就被敵對者抹黑為破壞一國兩制。須知「一國」是「兩制」的底線，如果任何聯繫港、陸的政策都不能推行，中國收回香港究竟有何意義？再者，「中共專制」乃是不實、過於簡化的指控。北京承諾港、臺在回歸之後沿用既有（但不准反中）的制度，這種寬容就與專制的指控相矛盾。又，基於「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原則，北京原本不必也不宜指稱、批評「中華民國」，但為了拆穿臺獨、獨臺假借「中華民國」招牌拒統的虛偽，北京應該主動明白指出：「做為中國分治政權之一的『中華民國』已被偷樑換柱」、「拒統有違『中華民國』立國精神」、「『中華民國』不該淪為中國的對立面」等事實與道理，讓更多世人看清毀滅「中華民國」的是臺灣的藍綠政客，不是北京。

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之因

與反中勢力散播的謬論相比，「中國論述」雖然義正詞嚴，但相對複雜，很難一言以蔽之。原本「勸人和好」就比「見縫插針」困難，挑撥「兄弟鬩牆」就比「化干戈為玉帛」容易。另外，反中論述多訴諸市井小民能體會（但不見得被正確解讀）的生活經驗（如自由、民主、人權），中國論述卻必須先有許多歷史鋪陳，以及國際政治經濟背景的分析，才能說明白。反中論述只從小我出發，無限擴大小我的意義與重要性，這正與百年來流行的西方個人主義文化契合，故容易說中人心。中國論述兼顧大我（國家民族）與小我（個人），為了長遠的大我利益，有時必須犧牲小我的短暫利益。再加上自媒體與社交網路平台的風行，非常有益於輕薄簡短論述的流傳。在聳動性重於正確性、風趣活潑重於言之成理、錯誤資訊可輕易掩蓋正確資訊等現代網路特性之下，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劣幣驅逐良幣，反中論述原本就比中國論述易於傳播，中國想要搶回話語權注定難上加難。

臺灣少數統派人士以及大陸某些專家、學者確實一直努力於建立中國的話語權，但是效果不彰，因為臺灣與西方的大眾傳媒非他們所能主導，他們要闡釋的道理又比反中勢力的信口雌黃更深奧難懂。在現有惡劣環境之下，大陸官方（及官媒）遂成為可以扳回話語權的唯一希望。大陸官方的言行必然引起各國及港臺媒體的矚目，他們具有創造、主導議題的有利地位，官方打頭陣之後，兩岸民間人士可以接續新聞熱度，呼應、闡述、擴展官方的論述，逼使媒體進一步討論官方原創的議題。

今後大陸官方應該善用每一新聞事件，改變四平八穩的立場宣示，不做被動性防禦，多多主動出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接地氣、老嫗能解的詞彙，愷陳中國論述。2008年12月，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的大會上，以平民化的語言提出「不折騰」一說，引起國際社會媒體的熱烈迴響。2012年2月習近平訪美時，曾說「太平洋夠大，可容下中美兩國」，這是闡述共存共榮的「天下觀」時，極恰當、極通俗的比喻。前述二例就是公眾傳媒用語的楷模，比起「套話」、「空話」或「官話」更能引起共鳴。

北京也必須正視、瞭解自己與各類分離分子之間最尖銳的矛盾點，針對此關鍵迎頭痛擊，揭穿對方的虛假與不義，塑造自己促統的正當性；切忌「與人為善」，誤以為各種獨派也是中國人，終會回心轉意；也切忌各自表述立場，各說各話，留下「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局面，這對於扭轉目前北京在臺、港的負面形象毫無助益，對於壓縮獨派在臺、港的版圖也不見功效。

北京老生常談　臺港民眾反感

歷年來，北京一再宣示九二共識是兩岸互動的基礎，一國兩制是統一之後的最好制度安排，臺獨是走不通的路，大陸願意和臺灣共享經濟發展的機遇，兩岸血濃於水等等。對於已經認同中國者而言，這些話都屬天經地義。但對於臺獨與獨臺信仰者而言，這些話則是老生常談、馬耳東風，北京一說再說，民眾不但無感，只有反感。北京如果無法塑造「統一」、「一國」的道德正當性，「九二共識」就成為藍營敷衍北京、北京自欺欺人的道具；「一國兩制」就成為北京自以為善意但卻被港臺民眾揶揄、排斥的笑柄。北京如果無法掌控話語權，無法改變人心，就只能坐視分離勢力不斷擴張，最終恐難避免訴諸「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統一問題。

請以下列最近發生的新聞為例，說明臺灣社會（以及國際社會）早被反中話語權綁架的嚴重情況。在這些事例中，北京與分離主義者形同各說各話，北京平白喪失改變人心的時間與機會，分離主義者的謬論卻積沙成塔、橫行霸道。

反中話語權綁架臺灣的實例

今（2019）年4月底宋楚瑜赴大陸，新華社刊出專訪指宋同意習近平提議，兩岸應進行「一國兩制」政治協商，引發軒然大波。宋的親信幕僚相繼離去，宋於5月2日辭去資政，並否認自己在大陸提及「一國兩制」。宋為親民黨主席，該黨被歸為「統派政黨」，宋的「一國兩制」疑雲竟導致眾叛親離，臺灣對「一國兩制」的嫌惡可想而知。

5月23日韓國瑜受訪時說，中美是兩個大齒輪，他希望臺灣成為像瑞士一樣的永久中立國，否則一不小心就會被絞碎。被北京以及臺灣非綠陣營賦予厚望的韓國瑜，從不遮掩其獨臺立場。宣稱支持九二共識的韓，現在又向永久中立國邁進一步。被北京奉為兩岸關係定海神針的九二共識，綠營嗤之以鼻，藍營則視為欺騙大陸讓利的敲門磚。

6月4日被視為「統派媒體」聯合報以「『六四』卅年：民主應成為中國夢的制度堡壘」為題，發表社論。該文說：「六四民主傷痕至今無法平撫，讓兩岸裂隙愈來愈大……，『一國兩制』無法成為『和平統一』的要件，『民主』才是兩岸融合的長城。已回歸廿多年的香港，『兩制』仍不時衝撞『一國』，緣由莫不在此。」

6月15日韓國瑜針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發表談話，他高喊「拒絕一國兩制，熱愛中華民國，堅持自由民主，堅持和平繁榮」。他承諾如當選總統，保證一國兩制絕不會在臺灣出現，「除非Over my dead body（跨過我的屍體）」。

先前，韓國瑜未在「反送中」遊行的第一時間發表支持意見，慘遭議論。參加國民黨黨內初選的郭台銘（不知是想為韓緩頰或是落井下石），說他曾在上次韓訪香港時勸韓別進中聯辦。安排韓國瑜訪港行程的葉匡時說，訪中聯辦是當天臨時決定，郭台銘應該不知道。靠大陸賺大錢的郭某，為了與韓競爭，竟然不惜表態疏離中聯辦。此舉固然令人不齒，但韓營不敢為訪中聯辦一事辯護，反以取笑郭的信口雌黃來轉移、淡化韓進中聯辦的心虛。韓郭相比，實屬一丘之貉。

6月19日聯合報刊出「抵抗一國兩制要靠中華民國」文章，指出一國兩制在香港是失敗的，中華民國在抵抗「一國兩制」和「中國統戰」中扮演關鍵角色。

西方話語權下　中國得不到公平待遇

美國著名作家德瑞勒（David Von Drehle）8月20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習近平的選擇：毀滅川普或拯救川普但削弱美國」一文，認為川普發動的中美貿易戰，只是為了操控民粹、贏取連任的伎倆。川普的伎倆使美國利益（理性治國、厚植國力）與川普利益（成功連任）分道揚鑣。中國如果與川普怒目相對，固然會毀了川普的連任美夢，但也會逼使民眾拋棄、檢討川普的民粹治國，讓美國步回正軌。反之，中國如果忍一時之痛，佯裝敗北，助川普連任，卻可以坐等川普繼續拖垮美國國力。美國的國運，竟然繫於習近平的一念之間。

說過「太平洋夠大，可以容下中美兩國」的習近平，何曾想要操控、凌駕美國？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只想尋回自己應有的尊榮與地位，與各國共存共榮。如果中國真對美國回擊，也是被迫防禦、自保。可惜西方人士大多不理解中國的王道文化與天下觀，德瑞勒因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錯把習主席面對的艱難挑戰，歸諸於「他為中國設定了成為全球最強國家的目標。」

德瑞勒犯的第二個錯誤，是用不同標準看待中、美兩國。美國政治體制的問題，已經因為川普的恣意妄為昭諸於世。但是包括德瑞勒在內的大多數西方人士，並沒有因此虛心檢討西方政治體制，並且改以善意、客觀心態看待迥異於西方的中國體制。德瑞勒此文仍對中國政府有許多不實指控，諸如他說：1989年北京學運以「屠殺」告終；中共在新疆製造了「集中營式的群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受苦的總是人民」等。德瑞勒對香港問題的偏頗態度，更令人無法苟同。他反對北京以強硬方式處理「鄰居」香港的問題，但他卻寫過一本暢銷書頌揚以南北戰爭統一美國的林肯。德瑞勒雖然批評川普發動中美貿易戰的不智與不以國為重，但同一個川普卻支持香港分離主義者，而港獨分子也屢向川普「求救」。根據德瑞勒對中國不友善的言論和對港獨的支持，可以想見他應會支持被他批評的川普「拯救」香港。在西方強勢的話語權之下，中國永遠得不到公平待遇與尊重。

爭話語權必先具備文化與制度自信

前述幾件新聞與言論，不約而同顯示下列幾項特性：一、分離主義者深受反中謬論鼓舞，已經判了「中國」、「統一」死刑。二、既然不願與中國同「一國」，不管「兩制」如何寬待臺、港，都被解釋為居心叵測。反中分子認定北京以「兩制」請君入甕，日後再用「一國」關門打人。（這就是韓國瑜抵死不從的原因。）三、歷來北京為了反獨促統所做的制式立場宣示，雖然義正辭嚴、苦口婆心，但毫無效果，並未打動人心，急需改弦更張。北京爭奪話語權之戰的對象，不只是臺獨、港獨，更包含西方反中勢力。

2015年12月11日習近平主席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說：「落後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我們黨帶領人民就是要不斷解決挨打、挨餓、挨罵這三大問題。經過幾代人不懈奮鬥，前兩個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但挨罵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爭取國際話語權是我們必須解決好的一個重大問題。」顯然中共中央早就注意到「挨罵」的問題，如何找到解決問題的突破口與著力點，仍有待努力。

臺灣問題的「硬」解決，當然取決於中美大國博弈的結果。北京今後能否掌握話語權，或許並不影響兩岸終歸統一的結局。但是統一之後的臺灣，是否成為更棘手的香港？目前紛亂的香港對祖國的認同將往哪一方向變化？它們都不取決於中國的「硬實力」，而是看北京是否掌握了話語權。

最後，話語權爭奪戰的本質固然主要是技術問題，但支撐話語權的基礎，則是真真實實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這是中國大陸在面對臺獨、港獨問題之前，不能不扎實做好的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