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0）年5月初解放軍前中將喬良在《中美印象》網站刊出訪談文章〈我們不應該跟著美國的節奏跳舞〉，以及〈臺灣問題攸關國運不可輕率急進〉，並在文章中表示：對中國大陸來說，臺灣問題應「讓位」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能因為處理臺灣問題，而「中斷」了民族復興的大業。而且若輕率採取武力手段解決臺灣問題，大陸將面對西方國家聯合起來的強大制裁，這也會造成大陸經濟發展的困境，使民族復興的「最後一里路」不得不往後拖延。喬良認為要解決臺灣問題，就必須先面對這些「約束條件」，待中國更有實力克服這些「約束條件」後，才是解決臺灣問題的較好時機。{{喬良，〈我們不應該跟著美國的節奏跳舞〉（附商榷），《中美印象》：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21559；喬良，〈臺灣問題攸關國運不可輕率急進〉，《中美印象》：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21580}}

喬良此話一出立刻引起兩岸民間的熱議，特別是臺灣媒體一番大肆報導後，讓大部分島內人士相信西方發達國家，以及一些與中國存在邊界領土糾紛的國家，如印度、蒙古、日本、東盟國家等等都會團結在一起，和臺灣形成統一戰線，一同對抗大陸。而大陸也不可能承受得起如此龐大的國際壓力，最終會屈服於國際壓力，將民進黨當局近年一連串「突破紅線」的臺獨政策吞忍下來。另外，由於近年中美關係急速惡化，美國頻頻出手打臺灣牌，而民進黨當局亦不顧一切地緊抱美國大腿，期望能利用當前局勢，朝向更深化、更正式的臺美關係做突破。這導致大陸民間出現對於幾十年來以和平統一為主軸之對臺政策的反省、檢討，甚至湧現出新一波的武統聲浪。

喬文認為中國必須有自己的節奏，不應該隨著美國起舞，這是正確的。但此文也突顯出另一個多方爭議且尚無定論的問題：到底是先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比較重要？還是應該先將臺灣問題擱著，繼續韜光養晦、發展國力、追求民族復興，到時候兩岸統一便會水到渠成？本文認為，民族復興當然比臺灣問題更重要，民族復興是中華民族長期追求的總體目標，但臺灣問題是邁向民族復興過程中無法繞開的一道難關。換句話說，在中國尚未完全統一的狀況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上就永遠存在著一顆絆腳石，唯有解決了這顆絆腳石，中國才可能走上更順遂的民族復興進程，臺灣同胞也才能夠與大陸、港澳同胞一同在這個進程中彼此融合，成為自豪的中華民族的一分子。

一、民族復興持久戰中的臺灣問題

首先我們必須再次認識到民族復興是中華民族結合了好幾代人以「接力賽」的形式不斷追求的宏大目標，儘管這個耗時超過百年的「接力賽」已接近決勝階段，但不代表我們能夠在短時間內達成目標，更不意味著接下來的路徑會是線性發展的。相反地，民族復興決勝段的道路很可能是曲折蜿蜒、崎嶇不平的，近年來美國透過各種方式，包括經濟、科技封鎖和在南海、臺海的武力進逼，試圖藉此阻擾中國的發展即為最好的例證。習近平對這一發展態勢已有非常清楚的體認，故他在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提到：目前「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都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

（一）發展無止盡，發展目標必須與時俱進

在民族復興的大框架或戰略目標之下，為了達成各種階段性或戰術目標，所以才需要精進不同層面的發展，包括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實際上，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每一代人為了追求民族復興總體目標，都不斷地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謀求不同層面的發展。從1840到1949約一百年間，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反帝、反封建運動，讓中國脫離半殖民、半封建的狀態。1949年到21世紀初期，中國基本上已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和軍事能力現代化的任務，使中國在世界上不僅能夠獨立自主，而且是綜合國力穩居世界前列、國富兵強的大國。而當前所追求的發展則是「人民幸福」與「美好生活」，這是在國家物質基礎發展穩固後，逐漸開始強調生態環境的維繫，以及民族精神、文化的提升。廖鈺，〈習近平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理論的淵源、構建與實踐邏輯〉，《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9月第36卷第5期，頁10。₂ 

1949年中共建政象徵中國人終於獨立自主地「站起來」了，之後便開始進行新中國的各種發展。為了「富起來」和「強起來」，大陸決定先擱置臺灣問題。但在實現「富起來」和「強起來」的過程中臺灣問題則已陷入越拖越嚴峻的局面。實際上，發展是永遠不會有盡頭的，就算我們設定的民族復興的各種硬性指標通通達成了（例如GDP、人均所得、軍艦數量世界第一等等），也不可能就停止發展，因為我們總會有新的發展目標，也會不斷地與其他國家競爭。

（二）現階段應先求統一

正如習近平所說的，臺灣的「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同理，對大陸來說，尋求發展也不該是無限期拖延臺灣問題和兩岸統一的充分理由。既然民族復興是一場持久戰，我們就不應該為求發展而擱置統一，而是應該先解決臺灣問題在沒有後顧之憂之下，大步發展，邁向民族復興。這麼做的主要理由有三：第一，臺灣問題勢必越拖越嚴重。從1988年李登輝主政後至今，臺灣島內的負面發展大家有目共睹，憑藉著教育、文化方面的改革，臺獨派已完成了「寧靜革命」，將臺灣的社會氛圍從臺獨是不入流或非主流的狀況，改造成沒有多少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了。而外部環境的變化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尤其近年中美關係迅速惡化後，臺灣島內大多數政治團體都一邊倒向美國，國民黨的九二共識立場也開始鬆動，兩岸高層之間互動的政治基礎完全消失。而這些變化都很難在短時間內扭轉過來，在10到20年可預期的未來之中，臺灣島內只會更加強化對抗大陸的法制基礎和思想準備，而且這種對抗已經不是當年意識形態上的鬥爭，而會以「臺灣人抵抗中國侵略」的「國族鬥爭」為主軸。

第二，大陸已完全具備單邊實現兩岸統一的能力。兩岸分裂的問題是中國內戰造成的，當年內戰暫停、國共兩黨隔海峽而治的原因是國民黨潰逃臺灣後無力反攻大陸，而中共在美國協防臺海的狀況下，沒有渡海解放臺灣的軍事能力。1971年大陸不僅取得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而且1979年也和美國建立了正式關係，再加上大陸已走向改革開放的道路，而此時臺灣島內的臺獨勢力也不成氣候，因此北京研判兩岸是有可能以和平方式走向統一的，所以大陸的對臺政策主軸從單邊的解放臺灣，轉變為發展兩岸的經貿、文化互動，期待時機成熟後，再進行雙邊的協商，完成政治上的整合與合理安排。與當時的情況相比，臺灣問題今天已徹底質變了，臺獨派已在島內全面性的擴張和壯大，而且在美國增強對臺支持的狀況下，這種發展趨勢已不可逆，兩岸雙邊進行政治協商、談判幾乎不可能。因此兩岸統一的方式，已經不可能建立在雙邊你情我願的前提上，而一定是一方逼迫另一方，使其妥協的結果。以中國大陸目前的綜合實力，即便存在美國的介入、干涉，也完全能夠憑藉自身實力，以和平或非和平的方式，逼迫臺灣接受統一。

第三，臺灣問題與國家良性發展政策之矛盾性越來越強。臺灣不僅長期以來不接受一國兩制，將一國兩制汙名化，從臺灣當局大力支持2019年香港「反送中」暴力示威運動的狀況也可以看出，臺灣甚至能運用其發展多年的分離主義理論和宣傳工具，成為破壞、顛覆香港地區施行一國兩制政策的主要策動者，嚴重擾亂國家對港澳地區施行一國兩制政策的成效。除此之外，自十八大習近平接任國家主席後，中國開始建構更積極的國際話語權，如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等對外政策，以期將中國自身的發展經驗與國際關係做結合，爭取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尊重，並化解西方已發展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焦慮和不安。但臺灣問題卻卡在中間作梗，造成國家建構國際話語權的重大阻礙。面對臺獨派不斷突破紅線的做法，大陸若對臺進行軍事威嚇，便容易落人口實，讓某些不懷好意的國家大張旗鼓地宣傳「中國威脅論」。（尤有甚者，根據央視最新的《焦點訪談》系列節目對臺諜行徑的揭露，臺灣本身竟然還滲透到其他國家內部製造、宣傳「中國威脅論」）；〈臺灣間諜案再公布：「臺獨」分子滲透捷克，挑撥中歐關係〉，《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10_12_567855.shtml₃ 若大陸隱忍，臺獨派就可以慢慢「切香腸」，在臺獨的道路上得寸進尺。由此可見，不論是中國國內政策或是對外政策，臺灣問題久拖不決的不良影響都逐漸浮現，隨著美國支持臺灣的力度加大，未來很可能還會出現更多類似的「後遺症」。種種跡象都顯示大陸必須主動出手，才可能解決臺灣問題，而且大陸已完全具備這樣的能力，故應該在臺灣問題越拖越嚴重之前儘快處理，否則臺灣問題必會阻礙中國的發展與復興。

二、避免空想主義的「速勝論」與失敗主義的「投降論」

我們要用務實的態度面對民族復興這一場持久戰，就必須避免空想主義的「速勝論」和失敗主義的「投降論」。一方面我們不能過度樂觀地認為，改革開放至今四十多年的時間裡，中國已取得了相當耀眼的成就，然後就急功近利，想用更快的速度跑完最後一里路，除了搞發展以外，其他的問題通通擱在一邊，錯過許多解決重大問題的「戰略時機」。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有充足的自信，今天中國的國力已經穩居世界前列了，雖然目前在諸多方面確實還不如主要競爭對手美國，但中國已經沒有理由在臺海、東海、南海，甚至是西太平洋地區，無底線的向美國妥協和退讓了。

（一）空想主義誤區：對美「自然逼退論」，對臺「水到渠成論」

目前許多人存在的空想主義誤區主要是認為中國可以透過線性式的發展，在可預期的時間內超越美國，然後美國就自然而然地不願意與中國衝突，接著就會逐漸在中國周邊問題上退讓，尤其是從中國的核心利益臺灣問題中被逼退。在失去美國的援助與支持後，臺灣自然不敢再與大陸對抗，於是兩岸統一便會水到渠成。抱持這種想法的學者非常多，美國紐約大學的政治學者熊玠最近也發表了類似的想法，熊玠認為中國的GDP在10年內可望超越美國，而且人均所得也會超過臺灣，屆時統一問題就會「水到渠成」。熊玠，〈馬英九碩士導師：2030年大陸人均GDP超越臺灣，統一水到渠成〉，《臺海網》：http://www.taihainet.com/news/twnews/bilateral/2020-10-07/2433712.html₄ 但令人不解的是，大陸自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在經濟層面的宏觀統計指標上，早已創造了諸多輝煌紀錄，GDP和人均所得也翻了好幾番，而臺灣人的仇中、抗中思維不但毫無扭轉，支持臺獨的比例甚至屢創新高，可見「水到渠成論」根本不科學。事實上，臺灣人早已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且還將中國大陸視為「以侵略、併吞臺灣為目標」的「唯一敵國」，所以就算大陸的發展越來越好，多數臺灣人只會更討厭、更害怕大陸。

另一方面，從美國近年對華政策的重大轉變也可以發現，美國不可能坐視中國不斷地發展，逐漸接受被中國超越的事實，心甘情願從臺海撤出。相反地，美國很可能利用自己目前的優勢，在各個方面對中國進行壓制和圍堵，甚至重新將臺灣打造成對抗大陸的堅實堡壘，或利用當前兩岸民間往來頻繁的特性，對大陸進行更全面的滲透、情蒐等工作。正如美國學者貝克利（Michael Beckley）指出的，強調自由開放的自由主義領導者，很可能只是美國在冷戰特殊時期創造的暫時形象，美國終將轉變回它在歷史大部分時間裡的常態──「流氓超級大國」（Rogue Superpower），其特徵是言而無信、缺乏道德承諾，而且挾著超強的經濟和軍事能力，追求自私自利的目標。Michael Beckley, “Rogue Superpower: Why This Could Be an Illiberal American Century”,Foreign Affairs, Nov./Dec.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0-06/illiberal-american-century-rogue-superpower ₅ 因此在可預期的未來，美國對中國的打壓不會停止，中美建交時美國允諾遵守的「一中原則」也很可能不保，期盼在中國國力的不斷發展狀況下，使美國尊重中國的崛起，並逐漸放棄干涉臺灣問題的「自然逼退論」，注定只是空想。

（二）失敗主義誤區：對美勢力範圍的「默認」，對臺僅固守「紅線」

地緣戰略學者張文木認為，21世紀的中美兩國在亞太戰略上都想打對方的「時間差」，中國想趁著美國忙於處理世界其他事務時，迅速在經濟上站穩，然後在政治上崛起於亞太地區；美國則是想在中國發展尚未成熟之前，將後者的戰略能力限制在中國所不能接受的範圍內（被困在第一島鏈內）。張文木，《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頁38。₆ 自2010年美國就開始施行中東地區的「戰略收縮」和重返亞洲的「亞太再平衡」政策，主要目標就是為了制衡中國的崛起，可見美國早在10年前就已經下定決心要騰出手來對付中國了。2017年川普上任後，更是毫不隱藏這樣的針對性，例如川普直接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中國列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而且認為中國是當前國際體系中的「修正主義國家」，並在後續幾年開始大打特打「臺灣牌」。這種發展顯示美國已無法繼續坐視中國的壯大，無法容忍中國突破第一島鏈，即使中國人認為：「太平洋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但美國人目前抱持的心態是：「太平洋很大，而且都是美國的」。

現在很多存有失敗主義心態的人認為：中國應該偏安於目前被困在第一島鏈的現狀，而不應該去挑戰包括臺灣島在內的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勢力範圍。失敗主義者提出的理由主要有：第一，中國還是落後美國太多了，尤其是在軍事層面，萬一美國認真協防臺灣，中國好不容易建成的海軍能力恐怕會遭到重創。第二，中國在亞太地區沒有太多堅實的盟國，這些周遭國家都是美國的盟友，一旦中美發生衝突，這些國家都會和美國站在一起，中國更難以擺脫遭到各國圍堵和經濟制裁的窘境。而前面這兩點對美國的失敗主義想法，又促成了對臺灣問題的一種妥協心態：既然中美關係比較重要，而中國短時間內又無法戰勝美國，反正臺灣沒有走上「正名制憲」的法理臺獨，承認臺灣主權的國家也很少，所以現狀還是一個中國，無需過度緊張。這種想法和臺灣一些藍營學者以「現狀就是一國兩制」敷衍北京一樣，令人匪夷所思。難道永遠維持現狀也算是解決臺灣問題，大陸根本就沒必要追求兩岸統一？

這種「對美投降、對臺退讓」的心態很可能導致美臺關係越來越深化，逐漸構成最有利於臺獨的格局。一方面島內臺獨派會認為「美國保護臺灣」和「大陸退卻」的可能性比較大，再透過媒體宣傳後，讓大多數臺灣人也堅信如此；另一方面只要大陸不把臺獨在島內的膨脹當一回事，臺獨就更清楚「紅線」在哪，只要永遠不跨越「紅線」，其他有助於臺獨的政策（如教育、傳媒、文化、以及制定和修改憲法以外的其他法規）便可以大搞特搞、無所畏懼，甚至偶爾試探性的碰觸「紅線」，也不擔心大陸會立刻做出激烈回應，久而久之「紅線」的警示作用也會逐漸弱化。因此，我們應該對中國目前的國力有信心，除了要更加掌握戰略主動權，讓美國不得不接受中國突破第一島鏈的事實，還必須讓臺灣當局不僅不敢跨越正名制憲的「紅線」，就連在島內繼續大張旗鼓地搞臺獨政策也心存顧忌。

三、放棄幻想，準備鬥爭

自今年1月國民黨在臺灣大選中慘敗，以及6月高雄市長韓國瑜被罷免以後，再加上美國開始大力支持民進黨當局，協助臺灣強化反中抗中的軍事、外交準備，國民黨擔心自己在臺灣政界被邊緣化，開始變得相當著急。所以連兩岸之間唯一的政治基礎「九二共識」，國民黨的立場都開始鬆動；立法院還通過該黨提出的「臺美恢復邦交」、「請求美國協助抵抗中共」兩項決議案；國民黨內部年輕人和青壯派的兩岸路線已與民進黨的主張高度一致，沒有太大差異。北京期望透過「第三次國共合作」完成兩岸統一，根本就是緣木求魚。另一方面，連一向支持兩岸統一、一國兩制的統派政黨新黨也傳出分裂危機，原因是黨內一部分人士主張「重回反共立場」，堅持「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才能獲得選票，繼續保有在臺灣政界生存的空間。實際上，島內藍營政黨這一連串不利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和變化，都與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密切相關，這說明十多年來大陸與藍營政黨的來往交流，建立共同利益關係等等，其影響力幾乎微乎其微；大量的「惠臺政策」不僅無法導正綠營、臺獨派的思維，連很多藍營人士都在好處拿盡後，照樣跟著美國高喊「反共抗中」。

然而，當前大陸對臺政策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政策工具極度匱乏，除了「動武」和「惠臺」兩種極端作法之外，似乎沒有其他方案了。由於臺灣當局已對大陸劃的「紅線」掌握得相當嫻熟，在動武條件不充分的狀況下（未達到《反分裂法》第8條的規定），大陸就只能持續追求「更精準地惠臺」，此外別無他法，這就是以「收買」為主軸的和平統一思維必然遭遇之困境。要解決當前困境，我們必須將政策思維轉換為以鬥爭為主軸，鬥爭不代表就是武力或非和平方式，而是「先往最壞的情況做預想」，然後做好相應的政策準備。就好像美國在冷戰時期採取的「靈活反應」（flexible response）核威懾戰略，臺灣當局不分政黨只要推動有助於臺獨的政策，便視其嚴重程度，附帶相應的懲罰機制，讓他們付出一定的代價，而「正名制憲」最為嚴重，懲罰機制就是武統。由懲罰機制所產生的代價一定要是「有感的」，要能對臺灣政治結構形成一定的衝擊，例如禁止陸客來臺就屬於「無感的」代價，頂多影響一些攤販、旅遊業的生意，對臺灣政界的影響微乎其微。而停止ECFA施行就屬於「有感的」代價，因為它影響的產業較多，還具有破壞兩岸關係的象徵意義。這個做法不僅可以造成臺灣執政者的一項失利、減分，也可以讓臺灣人民清楚獲知：他們投票選出的政治人物的政策，引起了不良的後果。

毛澤東在1958年第二次臺海危機（八二三砲戰）面對美國威脅使用核武器時曾說：「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選哪一個呢？還是怕好，還是不怕好？每天總是怕，在幹部和人民裡頭不鼓起一點勁，這是很危險的。」崔茂東、李華，《毛澤東論核武器與核戰爭初析》，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頁159。₇ 因此毛澤東在戰略上完全不害怕美國的核訛詐，但在戰術上做積極的準備，在國內開展了「大小三線建設」的規劃、布局，為中國可能遭致核打擊做足準備。面對當前美臺在兩岸問題上咄咄逼人的形勢，我們也同樣必須放棄幻想，直面問題，準備鬥爭，而且是要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長期的鬥爭。為了克服美國的貿易戰、科技封鎖，甚至更嚴重的「中美脫鉤」威脅，大陸已經開始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政策，發揮出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和內需潛力。但目前在對臺政策上還未看到相應的調整或轉變。總而言之，面對民族復興的持久戰，我們要對中國的國力有信心，一定能夠克服美國製造的種種障礙；面對臺灣問題，則必須積極處理，爭取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國家統一的目標，避免問題一代又一代的拖下去，如雪球般越滾越大，對後代子孫造成更大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