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中美從衝突的陰影中拉出來，不僅決定兩國人民的命運，也影響人類文明的走向。人類的戰爭歸根到底是源於生存性困境，尤其是生存資源的爭奪。人類的文明則是為擺脫生存性困境，尤其是開發和守護生存資源而形成的群體性關係、特別是觀念層面的關係。相較於動物群體，人類群體對資源和權力的爭奪在性質上沒有大的變化，但因為觀念的不同而發生衝突和戰爭則是人類應對生存性困境而發生的重大變異。衝突群體均認為對「人之為人」擁有更「正確」的看法，從而視自己在為某種「尊嚴」而戰。

不過，人類文明的交流和演化也在不斷化解觀念之異，不斷增加觀念之同和觀念之依。人類在智人階段通過大遷徙散落於世界各地，相對封閉地發展出一些文明。來自不同文明的人們在交流時不僅驚宅於對方的「異」，也驚詫於雙方的「同」。譬如說不同文明的人都喝酒，這就是足夠驚詫的「同」，其實這反映了人類個體共同面臨的生存性焦慮，「借酒澆愁」，澆的是個體與環境之間的分離而產生的孤獨感。這種「分離」是所謂「自由」的根源。也許可以說，只要是喝酒的文明都發展出了「自由」觀念。它不是一個很神秘的東西，也不是某種文明的專利。

西方文明往前發展，之所以最終集合於「自由」的名下，主要是個體與環境（人與物，人與人〉的「分離」過度發展，導致難以克服的「分裂」，馬克思藉用「異化」一詞來描述是比較準確的。基督教用「separation is sin」（分離即是罪）來描述也體現了其神學的深遂。這句話可以換成另一句現代西方人看來很不正確的話「freedom is sin」（自由即是罪），其實其含義同源同理。

現代西方文明通過高揚「自由」來應對「分離」困境，越是高揚，困境越大，正是因為其目的和效果不是在克服「分離」，而是在加速和誇大「分離」。故而，西方文明在不斷地悔「罪」（sin），又不斷地犯「罪」（sin），這也構成了一對矛盾的均衡。一些西方人和思想家在這種矛盾中不可自拔、或陷入「痛苦的虛無」之中，與東方「快樂的空悟」形成鮮明對照。更多的西方人仍在「自由」的旗幟下，帶領著眾多的非西方人、或高歌猛進、或歇斯底里，在「天人之裂」、「人人之裂」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一種文明，在形成類似終極的體驗之前，必有一些不同層次的環節需要展開。

中國文明並不比其他文明神秘、或者說是較早在「理性」層次上「去神秘化」的一種大規模文明。這種說法很多學者以不同的方式予以表達。中國先祖如其他文明人一樣，感知到天人之分（裂）、人人之分（裂）。老子以「道一」而致天人之合，孔子以「仁義」而致「人人之和」。「失道而後仁」，潛在的含義是「仁生於道」，以應對生生之分。

人類從娘胎裡走出來，既有向處「任性」的衝動，也有向內「歸根（胎）」的念想。前者生出「自由」，後者生出「仁義」，兩者均為人類普世之道，只是不同文明所執力度，所開結構，所歷進程不同而已。聰明的思想家努力調和兩者之間的衝突。「率性之謂道」，說明自由之中生仁義。「為仁由己」說明仁義之中顯自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更是說明惟有仁義才能成就自由人格。

西方思想家也在進行類似的調和。康德說自由與道德律是一體兩面的事，這種德國式的思辨並沒能成為西方自由思想的主流，儘管康德在西方思想界的地位很高。馬克思一方面繼承了西方的自由傳統，一方面揭示了西方社會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所呈現的分裂（尤其是階級分裂）性特徵。他所設想的未來社會是原始社會在更高層次的回歸，或者說是「自由」在各個層面上充分展開後，人類回歸更高層次的「仁義」。「自由人聯合體」不是一種鬆散的堆狀體，而是基於「仁義＋自由」的緊密的有機體。社會主義之「社會」如果沒有將一個個普通而又平等之人用「仁義之網」聯結起來，以附著在高度發達的經濟政治結構之上，那怎麼可能是馬克思所嚮往的理想社會？「自由」本身無論如何展開，都無法織就這麼一張「仁義之網」，但「自由」倘若不展開，「仁義之網」又有可能退化為「壓迫之網」，這也是中國過去的歷史所昭示的。

如是，中西文明交流，從根子上說，是為應對各自的生存性困境而進行的「仁義」和「自由」的對話，為未來新文明計，不宜誇大兩者之間的衝突，而應於異中求同求依，求「仁義」之同，求「自由」之同，求「仁義」與「自由」的互依互存。

馬克思是西方自由之道的傳承者，也是西方現實自由社會的批判者，他近乎本能地認識到中國文明對於人類未來的意義，但畢竟有文明理解的隔閡，他這方面的思想沒有充分展開。中國人接受了馬克思的思想，成功地進行了革命和改革，在革故鼎新中又推陳出新，吸納了西方的「自由」文明，復興了中國的「仁義」文明，更通過當代中國人的實踐創造著新的文明要素。

因此之故，當代中國人要轉變對「馬克思」之文明功能的認識，要更多地把他當作中西文明溝通的「橋梁」，而不是當作中西文明衝突的「武器」。

同樣，當代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也要轉變認識，不要一提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就想搞意識形態的十字軍東征。

相較而言，在這種轉變上，當代美國人比當代中國人更難。中國人可以「仁義」通「自由」，美國人難以「自由」通「仁義」。疫情危機暴露出美國眾多精英和民眾「反仁」、「反智」到了難以複加的地步。

中國人從「天下關懷」中退縮後，更多了些「族國自保」意識，在外引內化，創生新文明的過程中，也產生了諸多狹隘觀念，有意無意地從衝突的角度來理解中西文明的關係。尤其是中美之間，某種「衝突」觀念同構式發展，將文明引導至一悲觀的方向。中國人在扭轉方向上有必要先行一步，以剛性行動防止近期危險的同時，更要以柔性態度準備長期的文明交流。中國在沒有通過侵略擴張，而主要通過外學內創的方式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文明成就。之所說是「文明成就」而不只是「經濟發展」，就是要提醒人們認識其背後融合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價值基礎，除了前述「仁義通自由」的關係外，還要補充一個「發展開太平」，馬克思的「大歷史發展觀」對於重塑中國的「太平盛世」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這裡不展開論述。

在美國當前焦慮、狂躁的輿論氛圍中，與其精英和大眾講這些道理都很困難。中國人暫時沒必要強推自己的道理，也起不到多大作用。為文明長久之計，無論美國人如何罵中國，中國人都應該歡迎他們來中國多看看，多走走，多談談。不管是哪種文明，只要是人，只要條件俱備，做到互通情理都是可能的。

崔天凱大使最近講到中美關係四條原則：「和平共處，共同演化，管控分歧，擴大合作」。其中，「共同演化」是個比較新的說法，應該從文明演化的角度去理解，當前的關鍵就是從價值觀方面去尋找共處、互依的基點。雙方對此都要有信心。就中國來說，要有更強的自信擴大改革開放，就美國來說，要有更強的自信迎接新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