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長的時間裡，美國民主受到2次嚴重的打擊：一是川普上台，大搞個人特權、腐敗交易，煽動社會分裂和種族仇恨，動搖了美國民主的價值基礎；二是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國民主的低效和反智，無法迅速動員民眾和治理力量進行有效的抗疫，連戴口罩這一基本的抗疫措施竟遭到廣泛的抵制。美國價值觀的捍衛者，包括不少政治學者如戴蒙德等，不願面對美國現實中的民主問題，而是不斷強調外部因素對民主的威脅。尤其是中國的抗疫成功讓他們感到這種威脅更大了，於是就更加猛烈地攻擊中國。也有像福山這樣的學者，儘管也批評中國，但認為美國民主受到的主要挑戰來自內部而不是外部。參見陳語暄、張娟，〈專訪戴蒙德：中國影響力、新冠疫情與民主以及同事福山〉，《中美印象》255期。₁ 

即使願意面對內部挑戰的人，也不一定願意正視美國民主自身的問題。他們現在也有一種「甩鍋」心理，不是「甩鍋」中國，而是「甩鍋」川普，認為美國抗疫不成功，不是民主的問題，而是川普的問題。川普的確需要承擔很大的責任，美國人對這種責任的追究可能會在選舉中表現出來。然而，如果上次不是川普當選，抗疫形勢是不是更好一些呢？有可能，但不會好得很多，因為西方國家抗疫不成功的不止美國一個。那種認為抗疫效果與制度無關的觀點說服力是不強的。參見胡一鳴，〈胡一鳴：福山怎麼看疫情與政治秩序〉，《印象觀智庫》第三期。₂ 

美國人如果認真面對抗疫與民主的關係，就需要對美國民主的價值體系、制度框架、運行機制和經濟基礎進行全面的反思。

就價值體系來說，「個人自由」是這個體系的內核，具有至高無上，不可辯駁的地位。為其辯護的理由不只是「利益」維度，更有「道德」維度。「不自由，勿寧死」是多麼地鼓舞人心！然而，基於個人自由的這種道德迷思走過了頭，人類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秩序就難以維繫，甚至威脅到人類生存本身。在新冠疫情中，以自由之名不戴口罩，不僅威脅了他人的生命，也讓自己的生命處於不必要的風險之中。美國人對價值觀的反思不是要放棄個人自由，這也不可能，而是要反思個人自由的「限度」，清晰地區分「生命」與「自由」的價值，把生命置於自由之上，而且在政治層面強調生命的共同維護的重要性。就民主本身的含義來說，「人民的公共利益」這一羅馬傳統如何內含進來，修正熊彼特式定義，也是美國政治學者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美國的民主理論需要真正地往前走一步了。

就制度框架來說，美國的分權體系儘管受到一些政治學者的詬病，但其《憲法》規定的基本框架是難以撼動的。在面臨重大經濟社會危機時，美國政治制度的確難以產生合適的變革方案。美國歷史上克服這一弊病的辦法就是強化總統權力，從立國到現在，美國漸漸偏離了所謂「平衡的三權分立」，而是真正形成了以總統為中心的總統制。拋開違法違規嫌疑，就強化總統權力來說，川普並非是離經叛道者，而是在已有的制度變革的軌道上往前又走了一步。如果今後的美國感受到國內外的挑戰越來越大，這種趨勢還會繼續下去，聯邦關係也會有所調整。

就運行機制來說，無論制度上如何配置權力，政治運行起來都要涉及具體的決策和執行機制。尤其是決策機制，對於所謂民主運行的質量，起著關鍵的作用。美國民主決策機制中科學因素與民意因素一直處於不確定的互動中，所謂「政治的智慧」就是要在其中保持一種平衡。然而，就過去的總體趨勢而言，民意因素逐漸壓倒科學因素，這是選舉政治不斷強化使然，競爭越激烈，越是如此。決策中的「反智主義」是民意因素不斷強化，走向偏執的結果，專家的意見越來越容易受到質疑。迎合民意的政客也有意地顯示自己的觀點與專家不同。結果，在政治運行過程中，西方文明中的「科學」與「民主」漸行漸遠。這個問題不能簡單地做一結論。在現代的非政治領域，尤其是經濟領域，科技的力量幾乎起著支配性作用，而這種力量又大體控制在少數人手裡，大眾總體上處於被支配地位。對於後者來說，似乎選舉政治提供了難得的避免科技支配的機會，無論自己的意見多麼地不科學，但在兌現為選票上，與科學的意見似乎沒什麼差別。

就經濟基礎來說，這次新冠疫情讓人深刻地體會到「資本」與「人民」的關係，人民儘管可以用選票影響到政客的言行，但政策的制定總體上是偏向資本的。資本的天性在危機中暴露無疑，民眾的生命屈從於經濟的利益。當然，民眾的就業需求與生命安全也是一對矛盾，但在疫情深重的情況下推動經濟復工復產的主要力量不是民眾的力量，而是資本的力量。在復工復產導致疫情進一步加劇的情況下，美國已無力量為了拯救民眾的生命而去踩經濟的刹車，資本控制下的復工復產只會向前推進，對疫情的控制似乎只有寄希望於其自然消失或疫苗的盡快產生。如果拋開川普因素，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與民主的關係通過疫情而更加真實地呈現在人們面前。但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媒體所支配的話語無法真正推動這種反思走向深入。

對於中國人來說，又是另一番話語風景。因為這次疫情，批評美國民主變得更加容易。其實用不著理論工作者去批評，廣大網民就把美國民主罵倒了。中國的優勢似乎通過疫情而得到更好的確證，有人稱此為「心勝」，倒也比較貼切。

如果這是一種勝利的話，是「中國民主」相對於「美國民主」的勝利嗎？大部分學者不會這麼說，官方也沒有這麼說，只是強調制度優勢，而且是強調集中統一的優勢，或者說民主集中制裡「集中」的優勢，與論中「民主優勢」的說法很少出現。

然而，這與「民主」真的沒有關係嗎？很多人不願說，而想說的不一定說得清。在中國的價值體系中，對他人和公共的關懷一直高於對個人和私自的關懷。這個是三千年一脈相承的，即使是現代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這種基本的價值排序依然沒有改變。中國傳統價值體系可以概括為「一心開二門」，「仁心」開出「天下為公」的政治之門和「推己及人」的社會之門。這兩扇門通過「馬克思主義」而批判地接通西方現代文明，從而成就現代中國之價值體系。這個價值體系以「新仁義」傳承著過去，以「新自由」拓展著現代，以「新發展」連通著未來。中國的民主價值只有在這個「過去─現代─未來」的價值體系中才能得以更好地理解。這種民主首先把對他人和公共的關懷，尤其是對人民生命的關懷擺在前面，這就是實現「人民根本利益」這種新仁義觀的核心含義。這是一種「負責」的民主觀，所謂「仁護民主」也是取此之義。在這種民主觀下，中國引入了更加積極的自由價值，它強調更廣泛的人群在更廣泛領域中的不受支配和壓迫，不斷擴展行為的可能性空間。在美國式表達中，自由放在民主之前；在中國式表達中，民主放在自由之前，很多人不清楚其中的緣由。在中國，民主是自由的基礎，至少理論上是如此，民主可由仁義直通出來，這與牟宗三所說的不一樣，自由則由仁義放置進來，兩種方式也不一樣。中國的「自由觀」一面通著仁義，一面通著發展，後者不是中國的傳統，也不是西方的主流，而是馬克思的洞見，「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個很好的表達，一個人的身心得到發展之後才能更好地擁有、體會和運用自由，這對於普通大眾來說尤為重要。

然而，中國民主的價值不等於中國民主的實踐。那種把現實中的一些做法固化為中國民主模式的說辭是有問題的。所謂「政道思維」的核心是目標思維，當今中國的大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也就是「雙重轉型」的目標，民主中的「社會主義」和「現代化」是正在、或有待實現的目標，而非既存的現實，儘管現實中已經顯示出兩種成份。無論在制度框架，還是在運行機制上，中國民主都處在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中，還不宜以某種模式固定之。刻意固化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大的制度框架上，現在更多地強調穩定，未來肯定是要發展，而且會更多地朝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現在則很難做清晰的判斷或預測。就運行機制而言，我們似乎在有意無意地克服熊彼特所批評的毛病，那就是某種民主缺乏一種機制去「發現」人民根本利益，並且「糾正」對這種利益的偏離。在中國，相對而言，「發現」機制已有較多的發展，概括起來，就是「一制開兩線」：「民主集中制」之下開出選賢與能的「幹部路線」和雙向溝通的「群眾路線」。然而「糾正」機制還比較貧乏，「民心向背」之下缺乏有力的機制去糾正對人民根本利益的偏離。儘管如有的學者所說，「民意」不同於「民心」，但離開民意，民心又何以顯現呢？因此，中國社會主義民主需要發展出更好地通過「民意」顯現「民心」的機制。這種糾偏機制無論對於現實的穩定發展還是遠期的民主目標都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兩線」機制，現在也面臨很大挑戰，如何保證選出來的幹部是「賢能」的，如何保證做出來的決策是「心服」的，在年輕一代或幾代的中國人面前，還有很多很多的功課要做。我們在建議美國人反思自己的民主問題時，也要實事求是地正視自身的民主問題。選拔出來的一些公僕蛻變為高高在上、脫離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官老爺，這是建國之後一直存在的問題，改革開放仍然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在一個超大規模的社會中，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等級之網，居於等級末梢的人民缺少尊嚴感，合法權益難以得到維護，人性光輝難以得到釋放。人民共和國所承諾的「主人翁」地位缺乏有力的機制予以保障，「主人翁」的感覺依然淡薄。中國的學者在笑批國外的民粹主義時，也需要想到，一旦中國老百姓的平民政治意識再度覺醒，治理者該如何應對?在今天的中國，內部的發展與外部的威脅實際上壓縮了民粹主義發揮的空間，也沖淡了對民主問題思考的迫切性。但是，負責任的政治學者需要在別人放緩思考的時候加緊研究這個問題，尤其是切合實際的民主實現機制問題。

中國民主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在似乎某種主流的解釋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民主政治的發展，其實這就是西方的主流思維，目前的智能機器人可以寫出很多這樣的文章。然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民主究竟是什麼關係呢？有人一提到社會主義，就想起集中力量辦大事，而想不起民主的什麼事。依循民主在自由之前的邏輯，社會主義也在市場經濟之前，我們需要在一個社會主義民主的框架中去思考市場經濟的問題，只有如此，才能讓市場經濟成為真正造益人民而不是壓榨人民的經濟。中國不僅要在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上下功夫，還要在私有財產和市場秩序的公共性上下功夫，讓經濟為不斷發展的人服務，而不是讓人為物化的經濟服務。

如此，我們可以很顯明地看出中美民主的差別，但不是過多地看出兩者的對立。對於中國人來說，我們可以包容美國的民主價值觀，並在自己的價值體系中予以改造和轉化，使之更負責任，與人類文明之永續更加相容。如果基於價值觀的差異而誇大中美衝突，不僅是沒想明白，而且是不負責任，對人類未來是很危險的。很多的美國人在這麼做，中國人只有跳出這種危險的圈套，才能給本國和人類開闢更加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