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統綿綿萬古傳

最後我想談一談，當中華民族完成救亡圖存，完成現代化的基本任務以後，怎麼樣來建立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以往每一個讀書人都深知中華文明的光輝所在，所以稱此文化傳統為「道統」，也就是一條源遠流長，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綿延下來，天地人合一、教人立身行道的統緒。一個政權能不能受人民和士大夫所擁戴，能不能被史家評為一個合法的政權，還要看這個政權是不是維護中華道統。

孔子是奠定中國歷史褒貶標準第一人。在孔子眼中一個政治家是否值得嘉許，或是一個政權是否值得擁護，最高的標準在於他能不能維護本民族文化的存續；在遭到外敵威脅時，他能不能保護本民族與本民族的文化。所以雖然管仲做為卿大夫有很多僭越的行為，孔子曾批評他無禮，可是在能不能配得上「仁」的美譽的大問題上，孔子卻認為管仲稱得上「仁」。為什麼呢？因為管仲尊王攘夷、九合諸侯，維護了周朝天下的倫理秩序；抵禦夷狄，保護華夏文化免受踐踏。孔子感嘆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就是說：如果沒有管仲，我現在的衣著裝扮就得像夷狄一樣披髮左衽了。因此即便管仲很傲慢無禮，孔子還是說：「如其仁，如其仁。」

當元軍入侵，南宋即將覆亡時，禮部侍郎陸秀夫帶著宋帝昺一路南逃，最後逃無可逃，而在香港附近的海域，負宋帝昺蹈入海中。我去過廣東汕頭陸秀夫帶著張太后和宋帝昺南逃時客居一個多月的南澳島。很多人在這裡所看到的是陸秀夫忠於宋室，維護代表著宋朝法統的小皇帝風餐露宿、顛沛流離。我所留意到的卻是陸秀夫禮部侍郎的身分。禮部在中國朝廷官制之中，是掌管祭祀、禮儀、科舉、史書、文獻典籍的部門，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負責意識形態、教育用人、文化承傳的部門。元人是外族，茹毛飲血；宋室則代表中華文化，且宋代還可說是儒家發展最為輝煌的時代。宋明理學的大師二程、張載、朱熹、陸象山，把儒家精神發揮到一個新的高度，對儒家經典做了精湛的詮釋和整理。我們今天讀的《四書》是由朱熹編選滙整的。今天仍被讀書人做為座右銘的四句偈：「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就是宋儒張載的名句。做為禮部侍郎的陸秀夫，他身上所揹負的不僅是宋代朝廷的絕續存亡，實則是相對於元人的中華傳統文化的絕續存亡。

中華傳統文化到了現代，經歷了一段非常曲折的歷程。當外患襲來，救亡圖存和現代化建設成為最迫切的任務。當時的中華傳統文化被認為是無用之物甚至是阻礙救亡圖存和阻礙現代化的東西，迅速被打倒、否定。這個最重要的拐點，一是1912年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時教育體系從制度到課程的全盤西化，一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的「打倒孔家店」。今天看來，自然是矯枉過正，產生很多後遺症。可是當年在亡國滅種的邊緣，我們也很難責怪這一批民國初年的愛國青年，當然更無法追究當年的北洋政府。當時實際上處於半無政府、半殖民地的無序狀態，只能任五千年文化傳統隨風飄搖、花果飄零，而先進行救亡圖存。

蔣介石剛到臺灣的時候看到這一點，立即成立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編按：1966年5月，大陸「文革」爆發。蔣介石出於反共的目的，在該年11月12日定「國父誕辰」為「中華文化復興節」，接著在1967年7月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並擔任會長。但是，這一爭奪「道統」的運動帶有太強烈的政治目的與反共色彩，因此效果不佳。當時就讀臺南一中與臺灣大學的鄭鴻生就說：「這時的黨國威權體制號稱繼承了中華五千年道統，然而學生舉目所見，看到的那些直接管教者，包括校長、訓導處、教官與老師，以及地方首長與民代等那些政治人物，絕大多數配不上這個道統的標準，不少甚至與之背道而馳。」事實上，不但許多對中華傳統思想文化抱持反感的臺灣人正是在此一時期受到國民黨版「道統」的「教育」，而且國民黨人士在1990年代以後風起雲湧的「去中國化」大潮中幾乎都是見風轉舵。凌友詩對傳統思想文化懷抱的溫情和敬意，與她跨越黨派恩怨、直面國家民族的獨立思考能力與使命感有關，並非大多數受到國民黨黨化教育的人所能做到。₁ ，規定由教育部親自編纂中小學的國文，歷史，地理教科書，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其後蔣介石在臺灣孔廟恢復中國式祭孔大典編按：臺灣在日據時期各地孔廟並未停止祭孔，只是逐漸被迫改用不倫不類的日本神道教儀式祭奠。₂ ，每年遙祭軒轅，並把史學大師錢穆先生從香港迎回臺灣，在臺北外雙溪山腳下蓋了一棟樸素的素書樓，讓錢先生安心講學，著書立說，延續儒家的慧命編按：錢穆（1895-1990）自1949年10月到香港辦學，直到文革爆發，才在1967年被國民黨邀請赴臺定居講學，1968年並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蔣介石禮敬被毛澤東點名批評過的錢穆，顯然也是為了與中共爭奪「道統」。蔣經國死後第二年（1989年），臺獨立委陳水扁就要求錢穆遷出二蔣以公款所建的素書樓，改設立紀念館。面對如此粗暴荒謬的「理由」（趕走還在世的錢穆，以便為他設置紀念館），錢穆為避嫌，於1990年5月主動遷出，3個月後（8月30日）即過世。錢穆去世後，大陸前全國政協副主席錢偉長是錢穆長兄錢摯長子，想赴臺奔喪，李登輝當局以「公開宣布脫離共產黨」為條件要挾錢偉長，錢氏子侄只好趕赴香港參加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公祭。1992年，錢妻胡美琦奉錢穆靈骨，永遠離開臺灣，歸葬故里蘇州太湖之濱。錢穆在臺灣的經歷，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這個島上的寫照。₃ 。到今天我們要真正瞭解儒家精神，都繞不過錢穆先生的著述。這固然由於蔣介石本身是熱愛中華傳統文化，熟讀王陽明心學，更重要的是蔣介石知道當他失去了大陸的管治權，在臺灣島上慘澹地維持著民國政府，決不能再放棄對道統的擔持。這樣，他才能以一個小而弱的政權，依然占領著歷代史家筆下正統政權「存聖人，辨華夷」的文化道德高地。那時候不少海外華僑華人是奉民國政府為正朔的，臺灣人民也很自豪。

臺獨以夷變夏，大陸繼承道統

可惜的是，臺灣從李登輝開始，就進行教育「去中國化」，臺灣本土史被刻意與大陸割裂，放到歷史課的核心，中國史反而推到第二層。當前，中國史又被併入東亞史。大家不要小看這個東亞史，它是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在日本學術界十分流行的史觀，也就是「大東亞共榮圈」的史觀。這種史觀認為：中國的領土實際上只及於宋代漢人聚居的疆域，其餘如現在的東北、蒙古、新疆、西藏、西南和臺灣都不屬於中國，而屬於以日本為中心的「大東亞」。此外，國文課本的文言文逐步減少，大學考試不再考四書。如今在臺灣的官方文宣中，中華傳統文化遠不及日本文化和歐美文化。蔡英文動輒稱頌自由民主人權；民進黨的立委要求修改民法，廢除傳統婚姻男女結合的描述，改稱雙方，廢除傳統家庭父親母親的稱謂，改稱雙親等等，這些都是滅絕中華文化，而極度西化的表徵。如果你們現在到臺灣還可以看到滿街的日式餐廳，到某些旅遊點可以看到日本太陽旗飄揚，聽到日本軍歌；臺灣當局以政府的資源宣傳臺灣島上各式的櫻花祭、溫泉祭；有些學校的女大學生畢業時成群結隊穿上和服，以和服為民族服裝。中華傳統文化，只留在斷簡殘編和破碎記憶當中。現在在臺灣的這個政府，不僅盜用了「中華民國」國號，而且其主流意識形態是美國的、日本的，再也不可能擔起中華傳統文化的道統。

然而，中華傳統文化的道統卻被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擔起來了。2017年1月26日中共中央辦公室及國務院辦公室聯合頒發了一份重要的文件《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事實上，從中共十五大開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任務之一。習近平總書記也明白表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植於中華文化的沃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於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所以我在人民大會堂全國政協委員發言時說：「兩個政府從法統之爭到道統之爭，如今道統之爭也已經結束。中國共產黨，法統與道統皆在一身。」

以文化自信更新道統

然而，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民國初年傳進中國，到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到以中華傳統文化為根源，這期間也經歷許多曲折，象徵了整個現代中國國族建構的曲折。

民國初年馬克思列寧主義傳來，很快的受到部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關注，立即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儒家倫理的社會，與馬列主義的宇宙論和歷史演化論的形而上學假設有很大的不同。但事實上馬列主義在這個層面對中國沒有太大的影響。經過毛澤東有所側重的改造以後，他著重馬列主義講均平、重義務的一面，把它做為喚起平民百姓合力抵禦外侮、建設國家的力量，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此種馬列主義中國化，與古代最大一支外來文化──印度佛教──進入中國後，將其「空、無」的形上假設與「慈悲度人」的世俗教化分開，前者淡化而後者發揚光大，使其逐步向中國文化趨同的路徑極其相似。可是佛教的中國化用了幾百年，馬列主義的中國化只用了十幾年，我們不能不敬佩毛澤東先生的睿智和偉大。

毛澤東思想與傳統文化的倫理結構上有三個非常接近的地方。第一，傳統文化是人倫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集體主義，這都是一種輕個人而重群體的倫理結構，和西方自由主義以個人為中心，追求個人價值和自我實現的倫理結構很不一樣。第二，傳統文化講道德、講利他，毛澤東思想講無私無我，講為人民服務。這都是一種自我提昇、修為品格、發揮人性光輝的倫理結構，和西方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講保障個人權利的倫理結構很不一樣。第三，傳統文化講均平、講共享，毛澤東思想反對剝削、強調公有，兩者對物質分配的概念很相似，和西方資本主義重視保護私有、積累個人財富的觀念相距很遠。

所以，當馬列主義傳進中國又經過毛澤東先生融入他的思想以後，很快得到中國勞苦大眾和知識分子的響應。當我讀《易經》讀到「井」卦時，就體會到為什麼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後的毛澤東思想會成為中國現代歷史的選擇。井卦的《象辭》說「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意思是木桶拉上來，木桶中有水，政治家激勵人民勤勞築井，並且勸他們要互相幫助。毛澤東思想與這多像啊。井卦不但描述村民勤懇修井，還說了中國人對利益分配的看法。井卦上六爻辭云：「井收勿幕，有孚元吉」。「井收勿幕」的意思是，一口井建成了，不要有任何一個人掩蓋井口擅其專利，要真誠相待，廣施濟渡，讓大家都能來這口井打水喝。「有孚元吉」的意思是，如果能開誠布公，大家就能共享幸福，這就是最吉利的事了。您看，這不是很像共產主義，大同世界嗎？

西方人很早開始，無論是希臘文化或希伯來文化，無論是啟蒙運動時的現代思想或是當代自由主義，注重的都是個人權利，尤其是私有產權。他們認為把一樣東西分清是你的還是我的是一件好事，可是中國先民卻認為這是大凶之事，因為如此必起紛爭，難有和諧。

馬列主義經過毛澤東和中共歷代領導人的吸收以後，形成中華民族一個新的道統，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新的道統，完成了中國救亡圖存和現代化建設的重大使命，究其根本仍然是中國傳統文化。很多人誤以為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是外來的，甚至是破壞中華文化的。其實相比於西方以個人的權利、自由、利益為基礎的自由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重視集體權利，重視均平，更要求一種真心實意不講求利害的道德情操，它與中華文化體系有更多內在相似相連的地方。

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華民族的新道統與傳統文化是非常容易打通的。而今天也絕對需要打通這兩個道統，要使它們相輔相成，不要使它們互相對立起來。由於傳統文化與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同質性，弘揚傳統文化是不會亡共產黨的。正如弘揚儒家，不會亡佛教。相反的儒與佛相輔相成，學佛者要孝親尊君才能自度度人；而近幾年儒家的復興，竟然要靠先復興起來的佛教來接引。傳統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也一樣：誠敬修身做得越好，敬業、誠信、自由、平等越有基礎；孝悌禮讓越是篤行，友善、愛國、文明、和諧越有可能；仁義禮智越是深入人心，公正、法治、民主、富強越不能動搖。

傳統文化在今天必然不是亡共產黨的兵刃，而是興共產黨的利器。相反的，西方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由於本質上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背反，我們總覺得越是向著這裡走越沒有了社會主義，我們的人心和社會與西方越來越趨同，共產黨的領導越來越受到挑戰，權力的穩固越來越需要強力維持。這時候我們需要的是對西方道路適可而止，並且拿傳統文化來補偏救弊，在理論上打通傳統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係。習近平主席應該是深刻瞭解到這一點的，所以他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之外，再提出文化自信，絕不走西方的邪路。

任重道遠，鞠躬盡瘁

有人說看看一個人最敬佩什麼歷史人物，看看他的座右銘，大致就可以知道他的志向。在此，我也想與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座右銘、我最敬佩的歷史人物。

我最敬佩的三個人分別是周公、孔子與錢穆先生。在滔滔五千年的華夏歷史中，多少英雄豪傑！我敬佩的人，除了本身有德外，還要能對我們這個民族的絕續存亡，以及中華文明的建立與承傳有重大貢獻。歷史上，周公制禮作樂，三代文明在他輔政時期都有了制度化的發展，使整個中華文化、人文精神都得到更好的保存與提升。我敬愛周公，乃因周公不僅有功於中華文化的傳承，還兼修了「內聖外王」之道，躬忠體國，是儒家理想的完滿實現，堪為每位儒者心中的典範人物。周公之後的孔子，開創儒家。孔子雖有德無位，但他通過立德、立言，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實踐自己的文化使命，影響後世千秋百代，乃至整個民族的精神素養與學術慧命。對中華民族來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現代以來，我最欽佩錢穆先生。在近現代中華文化和中國傳統思想遭受西方嚴重衝擊後，多數青年學子對本國的歷史、傳統典籍都缺乏溫情和敬意。錢穆潛心梳理中國的歷史、闡發老祖宗的智慧，一生為中國文化招魂，對中國文化充滿信心。在近年我才讀到錢先生晚年授課時的一句話。據說錢先生有一天講完課，脫口說道：「其實我授課的目的並不是教學生，而是要招義勇兵，看看有沒有人自願犧牲要為中國文化獻身！」當我讀到這段話的時候，其實我已經是一個學業、事業皆有所成的中年人了，然而我仍不禁放聲大哭，對著這段話裡的錢穆先生說：「凌友詩，到！」錢穆這句話，深深震撼我的靈魂，關照我的整個人格、我的學問與人生理想。

還有一位當代人物，也曾經讓我震撼不已，就是當年我們東北抗聯的總司令楊靖宇。小時候在臺灣由於政治的禁忌，我從來不知道中國共產黨陣營的偉人。所以在臺灣的時期，我沒有讀過楊靖宇的事蹟。其後我才知道楊靖宇司令在白山黑水之間率領著抗聯部隊與日軍周旋。當我讀到楊將軍殉國時，日本人剖開他的肚子，想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三頭六臂，是什麼神人能夠與他們精銳的部隊周旋那麼久，卻發現楊靖宇的肚子裡沒有一粒糧食，只有雜草和棉絮。我讀到這裡放聲痛哭，深深感到中華民族實在太堅韌了，中華文化實在太偉大了。

至於我的座右銘，一是《孝經》裡的「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我感謝父母，感謝在我成長中提拔我的老師，和好幾位公忠體國大膽任用我的官員。我願立身端正，移孝作忠，以報答他們。

此外我還有一個座右銘，就是范仲淹《岳陽樓記》最後那幾句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特性，常懷憂患，惕勵黽勉，鞠躬盡瘁，願「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