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規模的所謂的「反送中」運動已經持續近三個月，其嚴峻程度前所未有。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說：「香港正面臨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當前最急迫和壓倒一切的任務，就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共同守護我們的家園，阻止香港滑向沉淪的深淵」。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指出，現在這場鬥爭是關乎香港前途命運的「生死戰」、「保衛戰」，已經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
中國政府官員發言一向穩重謹慎，如此表達看法十分罕見，這也足見香港事態的嚴重。
不過這麼大的一場危機，其導火索卻非常小：一位香港人在臺灣殺害其女友潛逃回港。特區政府為了懲治罪犯，決定修例，讓臺灣、澳門和內地都能遣返犯罪嫌疑人。這本是一個常規刑事修法，但卻一路升級成今天的大動亂。
過於寬鬆的「一國兩制」是動亂根原
在中國傳統的天下秩序中，向來多制並存。但是從現代主權國家出現以來，包容高度差異的「一國兩制」就沒有成功的先例。美國曾經搞過，最後以內戰告終。1950年中國在西藏也嘗試過，最後也是以平叛告終。所以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出現問題並不令人意外。
中國為什麼當初決定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根本原因還是國力不足，是面對現實做出的理性又無奈的最佳選擇。當時一國兩制不僅可以實現主權回歸，還能發揮香港經濟上的優勢，加快中國自身的發展，而且當時中國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和經驗都無法和現在相比，面對香港這樣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北京確實缺乏直接管理的條件。更何況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內部問題和挑戰數不勝數，根本無暇管理香港。
至於一國兩制在香港出現的問題主要如下：
一、西方可以全面利用過於寬鬆的「一國兩制」滲透香港，影響香港的民心民意。在香港，攻擊大陸政治制度和領導人的圖書雜誌隨處可見，但捍衛中國模式的圖書很少。這原因不難理解：中國模式被西方扣上專制的帽子，在西方話語權仍占優勢的大背景下，很容易被接受。而且批評和否定比較容易，更能吸引人的注意力，但辯護或正面肯定的吸引力就比不上負面言論。這是人性使然。
如果東西方關係穩定、甚至友好，西方國家對香港的滲透和影響就平和一點，如果東西方關係對抗性強，就會在香港反應出來。這一次香港持續至今的如此大規模事件和當前中美關係是密切相關的。
但問題更在於，當香港社會不認同大陸的價值觀時，對中國身分的認同自然也會喪失，特別是年青人。這就是為什麼根據回歸後歷年香港大學所做的民調，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整體呈現下降趨勢。根據港大的調查，包含各年齡層的全體港人認為自己是「廣義中國人」的比率，從1997年的38.7%降至2017年的34.9%，再降至最近的23.1%。針對青年人的調查結果顯示：認為自己是「廣義中國人」的比率，從1997年的31%速降至2017年的3.1%。換言之，中國認同下降是普遍現象，其中年青人下降得更快，這就是歷次抗爭都以年青人為主的原因。
二、在一國兩制下，大陸缺乏直接影響香港民心民意的手段，只能間接借助香港政府。2003年的23條立法，2012年梁振英要推行國教以及這一次修例，都有類似的困境。但由於「沒有話語權」這樣的大環境，再加上操作手法有問題，所以不但都失敗了，而且還帶來反效果。
另一個辦法就是收購香港媒體，比如馬雲收購了《南華早報》。但一來我們不可能收購所有的香港媒體，有些媒體背後也有強大的背景勢力；二來在未掌握話語權的情況下，收購幾家媒體也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中國另一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澳門之所以一直沒出現過香港的問題，主要是因西方放棄操弄澳門。假如沒有香港，澳門就會扮演起今天香港的角色。
境外勢力介入是港亂第二主因
我個人認為，香港回歸以來屢屢出現對抗性的風波，根源就在於過度寬鬆的一國兩制，給了西方可趁之機，但中央政府反而沒有直接的影響手段。「反送中」運動能持久還不斷升級，自然和境外勢力捲入有關。從利益角度講，外力主要來自英國、美國和臺灣。
英國介入香港是被動的，只是迫於國內外輿論和為了維持自己的大國地位。英國面臨脫歐亂局，有求於中國。同時英國在香港有巨大經濟利益，也不願見香港動亂。只是面對香港的動亂，它必須出面講話，顯示它的存在。
美國方面，目前看來川普個人並不想打香港牌。他多次表態認為這是動亂，是中國內部的事，由中國自行處理。但美國龐大的官僚機器則按照慣性深深捲入，包括國會議員、反對黨以及對外機構，他們長期形成對顏色革命的習慣性捲入。川普對這些勢力既不願管，也管不到那麼細緻。
但是從十年來的大背景來看，自從中國崛起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美國對利用香港挑戰中國的作用就日益重視，雖然川普對香港議題沒有多少興趣，但美國長期以來的滲透和影響卻早已存在。
長期勾搭藏獨、疆獨、港獨的民進黨，隨時都在找尋見縫插針的機會。蔡英文為了鞏固她在黨內與島內的地位，近來屢走極端路線，挑釁大陸。臺灣2020年大選將近，臺獨為了動員、鞏固選票，自然視此時的香港動亂為天賜良機，臺灣當局自然深深捲入。應該說，外力當中捲入最深、動機最強烈的就是臺灣民進黨。
可以說英國和臺灣的作用是即期的，美國則是長期的。
特區政府和中央的失誤
發生這樣大的動亂，原因不外乎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方面。政治上，民眾不認同現行的香港政治制度，2014年就發生過要求普選香港特首的「雨傘運動」（9月26日至12月15日）；經濟上，2008年以來香港發展相對緩慢（相對於大陸），其地位明顯下降；社會上，分配不均，貧富差距巨大，特別是青年人尤為艱困，基尼係數長期超過0.5（超過0.4就是高度不平等），本來就容易引發社會動盪。
除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大背景因素，這次事件還有兩點操作層面的原因：
一、特區政府執政能力不夠。直接引發這起事件的是香港特區政府決定修例。特首林鄭月娥有三個重大失誤：第一，沒有吸取2003年二十三條立法及2012年德育與國民教育事件的教訓；第二，沒有意識到香港的民情民意和火藥桶般的現狀；第三，沒有意識到中美貿易戰的戰略博弈背景。
另外，在處理過程也有不少重大判斷失誤。比如6月9日香港已經發生100萬人大遊行（警方數字24萬人），她卻要求立法會繞過法案委員會在6月12日繼續審議這個條例，後來在民眾包圍立法會的壓力下才宣布推遲。6月15日她宣布暫緩修例，但為時已晚，失去了平息對立的機會，而且還是無法阻止6月16日200萬人遊行（警方數字33萬8人）。遊行前一天一位抗議者跳樓自殺，更激怒了抗議群體。此外，二十三條立法和國教運動都是特區政府一宣布終止，抗議就迅速結束，但這一次卻越演越烈，原因在於反政府方要求升高──民陣總結提出民眾五大訴求：完全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追究警察開槍責任、不檢控且釋放反送中示威者、撤銷對6月12日遊行的暴動定性、特首問責下台。從6月21日包圍警察總部開始，整個運動轉向非法和暴力，包括衝擊立法會、包圍警察局、包圍中聯辦和汙損國徽、未經批准的非法遊行、非法占領地鐵和機場（所謂「不合作運動」）、封路、罷工、「光復香港，革命時代」等港獨口號出現、國旗被扔入海中等等。
中央政府方面也不無失誤。如果和對臺政策相比，大陸在臺灣問題上出錯較少，即使出現了，也能迅速糾正和改進。比如2000年臺灣大選，大陸鮮明表明立場，但未能阻止民進黨陳水扁獲勝。此後，大陸對臺灣（包括對選舉）的影響方式就高明很多。但香港事務上卻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問題。
這一次，我認為中聯辦是有疏失的。雖然修例不是它提出的，但它也沒有預見到會有這麼大的後果，中聯辦對香港民情民意有誤判之處。特別是在特首6月15日宣布暫停修例前，9日還組織大量的建制派70萬人遊行支持修例，既耗費巨大資源而無效果，並且顯示了判斷失準。
此外，香港對中國的認同感自2008年奧運會達到高峰後便開始下降。除了奧運會本身是個特殊不可複製的因素外，也和香港某些群體對這十年來中國的發展演變方向不認同有關。比如他們認為在政治上是倒退。另外，某些案件的程序爭議，亦使部分香港人認為現行「一國兩制」無法保障他們的言論自由或人身安全。例如，2015年的「銅鑼灣書店事件」中，這家出版、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圖書的書店共有五人涉案，其中四人是在泰國和內地被捕，而書店經營者則是從香港被帶回內地。涉案者中一人是瑞典籍，另一人則是香港和英國雙重國籍，這種國際背景更使此案廣為人知。2017年1月27日（除夕）晚上，擁有加拿大籍及香港永久居民身分的內地富豪蕭建華在香港失蹤，後來香港警方調查顯示，他在27日經由香港某出入境管制口岸返回內地。這類案件若未迅速妥善處理，就會被人捕風捉影，難免傷及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強化「一國」，調整「兩制」
面對眼前香港回歸後的最大挑戰，治標之策就是拖下去，直到示威者疲勞。就如同美國的華爾街運動，法國的黃馬甲運動。其他兩個選項「妥協」或「動武」都不可行。
動武之所以不行，原因有四：一是會被認為一國兩制徹底失敗；二是香港特殊的全球經濟地位不保，獨立關稅區以及獨立完善法治對世界的吸引力喪失，金融中心地位喪失；三是造成東西方完全對立；四是增添臺灣人對統一的疑慮。
不過，大陸雖然不會動用解放軍，但是以武警鎮暴平亂的可能性甚大，而且武警是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執法，不能算是一國兩制的徹底失敗，只能說是「過於寬鬆的一國兩制失敗」，因此必須修正。
至於次優選擇「拖」，則須付出三個代價：一是平息的時間長，會被世界長期關注，也會被更多的利益相關者所利用。比如拖到臺灣大選，將對民進黨選舉有利。再比如美國就可以在貿易戰中打香港牌。二是對特區政府和中央的形象不利，特別是執政黨壓力很大。70週年國慶在即，如果當天香港大亂，則國慶的象徵意義將大為失色。三是經濟的損失。
「拖」這個辦法之所以可行，有三個原因。一是有「一國兩制」把香港和內地分開，香港發生的風暴很難影響內地。二是財團希望穩定，不但西方的財團利益巨大，把回歸後的香港做為地區總部的中國企業也增加了3分之2。三是群眾的政治熱情很難長期持續，特別是社會主流還是要穩定，要民生。
一國之下，香港才能穩定發展
當然拖只是治標而不是治本。因為動亂背後是中美對決、臺獨支持，除非中美矛盾解決、臺獨束手，否則港亂不會消停。治本之策是最終實施一國一制。中國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高明之處在於設定了50年的時間期限。不過現在看來，50年或許還是太長了。但要順利實行一國一制還是有許多前提條件。
一是西方的價值觀和治理模式衰敗的速度。雖然正如德國《明鏡》雜誌所承認的，西方的價值觀已經喪失示範作用，但西方仍會盡力捍衛。這也就是說，西方的價值觀相對於中國模式仍然有歷史慣性造成的道義上的優勢，這個優勢不喪失，實行一國一制就會在香港遇到很大的阻力，包括民意的反對及西方的介入。
二是中國崛起的速度。中國必須發展到香港的獨特經濟地位（單獨關稅區、金融中心）保留與否沒有什麼區別時，實行一國一制的時機才會到來。
三是對臺灣新的制度安排。當初提出一國兩制就是針對臺灣，後來才在香港率先實施。假如在香港改行一國一制，那麼對北京而言，兩岸統一後的臺灣要採行何種制度，就成了繞不開的挑戰。
不過，從根本上講，臺灣和香港採取何種政治制度，都取決於西方模式衰敗和大陸發展的速度。只要西方的制度模式在全球失去吸引力，或者大陸的模式獲得不亞於西方模式的道德高地和合法性，一國一制自然不是問題。也就是當中央政府能夠在香港順利實行一國一制時，在統一後的臺灣也不會是問題。
無論怎樣，所謂的「反送中」事件爆發後，香港不再是原來的香港。無論中央、香港還是西方都會重新考慮在香港的政策。大陸一方面要避免這樣的事件再次發生，還要彌合社會分裂──包括香港內部的分裂及香港和祖國的分裂，以強化認同。大陸治港政策應會有一個大的調整。這裡可以借鑑香港在1967年大規模社會抗議運動之後，香港殖民政府改變了治港方式，一是倡建公屋，另一是廉政，從而保持了長期的繁榮穩定。此次修例事件過後，大陸肯定也會改變治理方式。我個人認為必然會基於強化「一國」的原則而調整「兩制」，使香港的治理方式更能有效解決其社會經濟問題，然後最終走向「一國一制」。在這個過程中，對立和衝突有可能加劇，香港方面的對抗也可能持續升級，以爭取一國兩制下更大的政治自主（比如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但為了香港及中國的長治久安，我們終究必須面對這個問題，而且這個問題會隨著香港經濟地位的衰落和2047的到來而日益緊迫。 
